【编者按】

右安门畔，岁月留痕；首医校园，薪火相传六十五载。昔年创业维艰，前辈怀揣医者为民的初心，以青春奠基，以仁心立业，于京华沃土铸就医学高地。

学校的精神丰碑，既存于泛黄卷宗，更镌刻于亲历者的记忆。《口述校史》以亲历之声，回溯与校共进、与国同行的峥嵘岁月。这些鲜活的记忆，是个人奋斗的印记，更是学校历程的生动注脚。

循声追溯，触摸历史温度；接续薪火，再书时代华章。

今日推出第五期：《陈嬿：一生与首医血脉相连》。

陈嬿老师

人物小传：

陈嬿，女，1941年7月出生，中共党员，研究员。1960年考入北京第二医学院（现首都医科大学）医疗系，1965年毕业留校任教。1983年步入学校管理工作岗位，1992年至2002年担任副校长，主管教学工作。2002年退休后返聘于医学教育研究所，并于2003年“非典”期间重返岗位支援教学管理。

艰难：校址迁徙中的青春淬炼

蓝靛厂临时校址

问：您是在哪个校址报到的？

陈嬿（以下简称“陈”）：我是在蓝靛厂校址报到的。[①]当时的校园条件让我既困惑又震惊——学校竟是一座破庙，学生宿舍是精神病人的病房，窗户上全是铁栏杆。我甚至怀疑，这真的是大学吗？在这种环境下能成为一个好大夫吗？

问：这种困惑是如何消除的？

陈：当时有100多名从印尼归国的华侨同学。他们早于我们入学，他们热情开朗，主动迎接新生。在艰苦的环境中，他们的乐观感染了大家，也就慢慢地冲淡了那种困惑、痛苦和怀疑的情绪。

问：您对“半截楼”还有印象吗？

陈：我们搬到右安门时，“半截楼”只盖了西边的一半，东边还没有盖。这个楼原本是北京市委、市政府为北京的一所中专学校准备的校舍，并不是按照大学的规格来建设的。

问：刚搬到右安门时，生活上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情？

陈：虽然搬到了新校址，但宿舍问题依旧没有得到解决。当时一个班有两个大教室，作为学生宿舍，男生一个，女生一个，有的班是三个。总之，一个教室里要住三四十人，都是上下铺。每个人的旁边都是同学的锅碗瓢盆。一到吃饭、洗脸的时候，叮叮当当响成一片，就像是一种新的交响乐，从每个房间传出来。

每天早上，大家一起床，就拿着盆儿跑到院子里，在几个水龙头前去接水洗漱。吃饭都会提着饭盒，楼上楼下的年轻孩子们呼啦啦地往食堂冲。那时候没有玻璃的、塑料的饭盒，都是铝制饭盒，大家或用网兜，或用家里给做的布饭袋装着，跑起来噼里啪啦响。

我印象很深刻，当时食堂的馒头都是黑色的。那时候没有副食和蔬菜，学校只能想尽办法挖野菜。我们将挖来的马齿苋、苣荬菜倒到大筐里，交给大师傅，他们将这些野菜和在面里，给我们蒸菜团子吃。

尽管生活比较艰苦，我们都是愉快活泼的。反而，每天在这个环境里大家也不觉得苦了。从那时候起，“艰苦奋斗”就注入了每一个首医人的血液。一直到现在，我的人生历程就是不怕困难，克服困难。

师承泰斗：首届学子的精神启蒙

问：您为什么选择报考北二医？

陈：当时我的志愿完全是中学的班主任建议的。他觉得我学习比较好，性格沉稳，适合从医。虽然我家中没有学医的背景，也就这样报了。我还是以全校第一考入的北二医。当时满分500分，我是418分，还是比较好的。

问：当时的师资力量如何？

陈：北二医的师资主体是从北医（现北大医学部）抽调而来的。听说，这些教师们按序号1、2、3……排列，采用“奇留偶调”原则，如偶数编号的教师全被派来支援北二医。他们都非常优秀，有的已经教过多年书了，有的是刚从北医毕业的优秀学生。除了那些学科带头人是老教授外，教师团队的年龄和我们的非常接近，与学生亦师亦友，感情深厚。

临床教师的实力更是强大，如热带病学钟惠澜、内科学翁心植、外科学孙衍庆、放射科学李铁一等，他们都是国内各学科最知名的大专家。老师们教会了我们如何成为“医德高尚、医术精湛”的好医生。

吴阶平在开学典礼上讲话

问：您还记得吴阶平校长在开学典礼上的讲话内容吗？

陈：我印象很深，吴阶平院长用延安抗大的精神激励我们。因为我们高三班学生在毕业前夕，曾拜访过长征五老之一的谢觉哉和他的夫人王定国。所以吴院长一讲到抗大，我就很快想起了这些，就和吴院长产生了共鸣。他还特别讲到艰苦奋斗，这是一所学校、一个医学生必须具备的一种品格。这种品格不仅会使我们更加珍惜学习机会，而且也会成为我们今后行医的宝贵财富。吴院长在典礼上转述了市政府、市领导以及学校领导的决心——绝对不会因为条件艰苦就降低培养质量，一定会把我们培养成“又红又专”的革命事业接班人。这些话与我当时的心情非常吻合，让我深受鼓舞。

问：您认为吴阶平院长是一个怎样的人？

陈：吴阶平不仅是首医建校初期的第一任院长，后来还是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在学生时代，他经常会在校园里看见我直接喊陈嬿，很亲切，就像自己父母那样亲切。可能他知道我是学生干部，有时会找我了解一些情况。后来，我参与了由学校和北京医学教育学会共同开展的“吴阶平医学教育思想研究”课题，由此与吴院长的接触愈发频繁。他特意送我一本亲笔签名的《吴阶平传》，扉页上写着“赠陈嬿同志，吴阶平”。那时他已八十多岁高龄，行动多有不便，需要旁人搀扶，但见到我们时，他仍然热情洋溢，使我感到特别亲切。当谈及首医的历史时，我第一次看到吴院长落泪。他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一定要让首医不断发展壮大，成为令人心生羡慕与向往的地方，因为这里倾注了他太多的心血。

吴院长将国外留学的宝贵经历与深厚的国学底蕴融合起来，在办学过程中，并不完全照搬西方医学模式，而是将中国传统文化思想融入学校建设中。在采访他的过程中，我深切感受到他的远见卓识以及对医学发展规律的深刻洞察。他的思想高度和看待问题的独特视角，至今仍值得我们不断学习。

抉择：医者还是师者

问：您为什么放弃从医，选择留校？

陈：我是非常愿意做大夫的。甚至友谊医院的老师也认为我“身高体健、基础扎实、性格细致”，会是一个很好的外科大夫。但学校有优先选留权，我就到学校来了。得知这个消息后，我既感到荣幸，又略带困惑和一丝痛苦，甚至在党小组会上倾诉困惑。

改变出现在一次与吴阶平院长的谈话中。在首次行政值班时，我遇到刚从国外访问回来的吴院长，他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关心我留校后的情况。我说了自己的真实感受，甚至在说到无法从医时情绪爆发，哭了出来。吴院长笑着安慰我。他说，当医生固然好，但医学教育也需要优秀的人才。你将来能培养更多人对医学事业做贡献，这并不比自己当大夫的贡献小。医学教育的发展需要我们这些有知识、有能力且优秀的人才。他就明确告诉我，这两条路都很有发展前途，不要感到委屈或遗憾。吴院长还鼓励我，说他们都了解我，看着我长大，相信我一定会成为一个优秀的人。这次谈话后，我逐渐从困惑和不情愿中走了出来。

问：当时有多少人留校了？

陈：首批留校的同学共有十人，五男五女，全部都是共产党员。当时从友谊班留了4个人，同仁班留下了4个人，朝阳班留了2个人。这些人中，有的后来成为了知名的医生，有的在学校奋斗终生，每位留校者都为学校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问：您是在什么契机下圆了“从医梦”？

陈：学校很注重对我们的培养，我和两三名同学被安排去学习中医。我首先参加了北京市的西学中班，学习了最基础的中医知识。后来又到北京中医药大学进修一年，专攻中医的专科知识，师从名医任应秋教授。两年的学习经历让我接受了中医的系统培养，掌握了中西医各方面的初步知识。后来，我就在友谊医院、北京市第六医院（原道济医院）的中医科门诊诊疗执教六年，培养西医学生理解中医理论。

问：“西学中”的经历对您有何帮助？

陈：在李光弼院长[②]与日本校际交流过程中，日方表达了希望学校派遣一位老师去讲解中医的诉求。由于我是中医系教师，且具备跨学科背景，因此学校决定派我去日本冈山大学医学院讲授《伤寒论》。我以西医的视角学习中医，再用西医与中医的综合眼光，将这部古典医著中的古老知识转化为西医能够理解或我们双方能达成共识的内容进行讲解。结果证明，我的这种考虑非常合适，获得了非常好的反响。后来学校又陆续派了两三个人去讲课。

这次经历不仅说明校领导非常有远见，将中医作为对外交流的重要旗帜或产品，也证明了中医作为国家的国宝，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其实在1985年，国际交流并不像现在这么普遍，因此我有幸受学校委派参加这次交流，为首都医科大学的名声、地位以及中医学在国际上的影响做贡献。

爬坡：临床医学教育体制的逐步完善

问：您认为首医的特色是什么？

陈：首医临床医学教育体制在全国医学院校中是最独特的。这一特色在2004年教育部本科教学评估中受到专家组高度评价，被认为具有示范意义。建校之初，市政府便明确提出“北京要办自己的医学院”，要求首医以独立校舍、自主师资和教材培养本土医学人才。当时卫生局的党组书记也明确表示，北二医要有自己的特色，要走一条新路——不建附属医院，而是依托北京多家三甲医院开展临床教学。吴阶平院长被任命为筹建人进一步强调：我们二医办学既要吸收其他医学院校的优点，又要有创新，形成自己的特点，走一条基础和临床相结合的道路。这一理念贯穿首医发展全程，成为我们毕生践行的目标。

问：医院与学校分属不同管理体系，如何实现深度协作？

陈：对于我们这一代来说，完成医科大学与临床附属医院的整合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因为传统的医科大学，临床附属医院就是学校的一部分，是医学生培养过程中的重要部分，而首医不是。这就是一道障碍。当时首医与医院分属市教委和市卫生局管辖，存在天然体制隔阂，我们之间是平行关系，首医党委没有领导权。为了克服这一难题，学校成立了临床教育委员会，由市卫生局党组与首医党委共同领导，统筹教学规划、学生思想、师资调配等核心工作。

问：您能详细说一说具体是如何突破体制隔阂的吗？

陈：首先，市卫生局党组有这个认识，但各医院领导不一定都有。因为看病、手术是医院的主体工作，让医院把教学作为主导，确实需要领导层具备这样的意识。因此，我们需要与各医院领导进行大量沟通与协调，增进相互理解。比方说，任课老师正给100多名学生上课，却突然接到通知说今天有特别重要的会诊，没办法上课。对学校教育来说，是不可以的，但医院认为这是非常合理的，因为病人的生命高于一切。为解决这一问题，每门课程配备“主讲+辅讲”教师，确保在出现紧急情况时教学不中断。我们还要求各学科的医学教育专家必须承担首医本科生的教学任务。如果不承担教学任务，就没有资格参加职称评审，也无法获得教学职称。在改革过程中，各医院的教育教学办公室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站在医院和学校双方角度来完成工作。

总之，通过学校的各项工作促进了医院从治疗型医院向大学附属医院功能的全面建设和转变。

问：医院以诊疗为核心，如何平衡临床与教学？

陈：我们针对临床医学教育做了一个评审标准，各个医院都要遵循这个要求。我们要求每个医院都设立一栋专门的教学楼，要有教室、宿舍、实验室以及学生活动室等。在医院资源如此紧张的情况下，这离不开市委、市政府和卫生局领导的大力支持。所以首医的确是首都的产物，这一点我们那一代人都铭记于心。当时，我主要负责教育教学工作，要面对众多医院，每月或每两周召开一次全校的教育教学工作会议，在会上布置工作要点、各医院汇报情况，共同研究存在的问题和解决办法，以促进各医院之间的交流和完善。

问：如何提升医院的参与度？

陈：我们着重抓两个关键环节：一是学科建设，这主要由校长亲自负责。医院水平高低与学科建设水平有很大关系，但学科建设的核心在于学校。我们整合了各医院的相同学科，如消化内科、普外科、神经内科等，组建了综合教研室。这些教研室并不隶属于某一家医院，而是由多家医院的专家共同组成，并由学校科研处和教育处共同领导。这样做不仅贯彻了学校的医学教育大纲，还促进了各医院专家之间的交流与融合，为医院学科建设和科研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是职称改革。我们新建院校不像传统医学院校有自己的附属医院，医院大夫对学生有强烈的教育意识。我们要给参与教学的老师们评教学职称，根据他们的任课数量、任课质量、学生评价、教材建设、著作以及科研成果等多方面进行综合评审。当然，我们学生到医院后，学生的求知欲会促使老师不断学习，教学相长。学生的青春朝气又能给医院带去新的活力。所以医院都很愿意承担教学任务。不过，这个过程是非常艰辛、困难的，需要一步一步来，不是一蹴而就的。我们那一代在转变医院领导和医生个人的教育教学意识上投入了大量的精力，使得首医与医院之间的密切关系得以加强，并逐步完善了首医的人才培养的雏形。

寄语与期许

问：您认为首医精神的核心是什么？

陈：一是艰苦奋斗。这已经融入首医人的血液里了。因为从建校初期到后续教学道路的发展，再到首医人的不断成长，都体现了这种精神。二是创新。早在60年代初，吴阶平院长就提出了首医要有自己的特色，这一思想非常了不起。在当时就提出了走基础和临床相结合的道路，这种想法在国内是独一无二的创新。如果我们把艰苦奋斗、创新意识永远坚持下去，可能就是首医今后不断强盛、不断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问：您对新一代首医人有何期许？

陈：与我们那个时代相比，现在的年轻人，无论是领导班子成员还是各学科带头人都拥有更为广阔的视野和深厚的学科素养。我坚信在他们的带领下，首医一定会成为国际一流的研究型医科大学。我希望学子们铭记第一代老师们的嘱托，学习他们身体力行的精神，成为未来解除人民身心痛苦、保护人民健康的守护神。作为首医人，你们是幸运的，因为你们奋斗在新时代，拥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当然，我也为我们那一代的首医人感到无比骄傲，因为我们曾为首医的发展付出了艰辛的努力，走过了一段不断爬坡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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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北京第二医学院建校初期校址多次变迁，最后迁至右安门。

[②] 李光弼：1960年由北医调入，负责筹建北二医教研组和教学准备工作，中共北京第二医学院第一届委员会委员，先后任北二医教务长（1966.5-1967.12 ）、副院长（1979.6-1984.4）、院长（1984.4-1985.10 ）。

策划：党委宣传部、党委教师工作部、离退休事务办公室、校长办公室

图片：党委宣传部

口述整理：王婉婷

编辑：范佳丽、乔丹、刘晶轶

统筹：杨光明、李骥、李亚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