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右安门畔，岁月留痕；首医校园，薪火相传六十五载。昔年创业维艰，前辈怀揣医者为民的初心，以青春奠基，以仁心立业，于京华沃土铸就医学高地。

学校的精神丰碑，既存于泛黄卷宗，更镌刻于亲历者的记忆。《口述校史》以亲历之声，回溯与校共进、与国同行的峥嵘岁月。这些鲜活的记忆，是个人奋斗的印记，更是学校历程的生动注脚。

循声追溯，触摸历史温度；接续薪火，再书时代华章。

今日推出第九期：《陈瑞芬：在首医病理系成长蜕变的日子》。

陈瑞芬老师

人物小传：

陈瑞芬，女，1945年8月出生。病理学教授。老教师支教团成员，督导组老师。1965级本科校友，毕业后留校任教。曾任病理教研室学科带头人，病理系主任，中华医学会北京分会病理专业委员，首都医科大学学报编辑委员，北京市女教授联谊会理事。

特殊时期的求学经历

问：1965年您入学时，学校的教学和生活条件给您留下了怎样的印象？

陈瑞芬（以下简称“陈”）：教学条件还是比较差的。解剖实验室是在现在的阶平楼西南面那一层，晚上特别黑。每次我们都要几个同学结伴而行，一起壮胆，要不然真挺害怕的。因为没有排风扇，那里特别呛，待上十几分钟，眼泪就流下来了。生活条件也不太好，每天中午吃一个烧土豆片就感觉很幸福了。学校就两栋宿舍楼，男女生混住在一栋，也很拥挤。

问：作为学生，您认为二医在教学物资方面是否存在困难？

陈：我记得学寄生虫的时候要看蛔虫卵。当时用的是波兰显微镜，它无自带光源，要对着管灯用反射镜来看。好不容易在昏暗的环境里看到蛔虫卵了，低倍镜换成高倍镜，又找不着了。找不着了怎么对着画图啊，而且还要让老师再确认一遍我找得对不对。给我急得都要哭了，发誓以后绝不做跟显微镜有关的工作，太费眼睛了。但没想到之后的工作与显微镜打了一辈子交道。   

我们很多老的病理专家眼睛都不太好，郑国芬教授[①]后来双目失明，可能就是因为一直在做费心、费力、费眼睛的工作，我觉得和波兰显微镜的质量有很大的关系。郑国芬教授特别想我们，总是给我们打电话。但是她又不愿意让我们去看她，因为失明了之后看不见我们，反而更痛苦。不过现在的学生都用上双筒的Olympus高级显微镜了，镜下结构特别清晰，也不存在费眼睛的问题了。

边学边做的留校工作

问：您是主动选择毕业后留校任教的吗？

陈：其实留校并不是我的第一选择，我更愿意去医院工作。1970年我毕业了，辅导员找我谈话，说学校需要我。我虽然不是党员，但交了入党申请书，我想应该按照党员的标准去要求自己，服从学校的分配。1970年到1971年，我在延庆深山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1971年到1973年，我在朝阳医院妇产科进修。1973年，我留校了。当时李光弼院长[②]担任病理科主任，他需要一些接受过完整高中教育的人才加入病理教研室，我又从这里开始系统学习病理解剖。我感觉自己从一个不合格的老师，到今天成为病理学教授、病理系主任，除了个人的努力以外，和学校的培养是分不开的，尤其是病理教研组给我提供了非常大的帮助。

问：您在朝阳医院进修的时候，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吗？

陈：20世纪70年代初，朝阳区没什么医院，服务面积又特别大，通州、顺义、平谷的病人都往这里送，产科病人也特别多。那时候跟现在不一样，很多产妇都是三胎、四胎，还有很多知青回来生孩子的。知青经历复杂，会有在农村结婚生子后，回到城里隐瞒婚育史的情况发生，这就对我们的工作非常不利。临床很辛苦，也非常锻炼人。在那样复杂的环境里，我的脑子始终绷着一根弦，不敢有任何怠慢。当然，这段进修经历也为我日后进行病理学教学和科研工作提供了非常丰富的经验。

问：学校曾举办工农兵学员培训班，您是否参与过？有什么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吗？

陈：自从进入学校读书后，我就没和农村分开过。我被安排带73级工农兵学员培训班，当时有三个上课地点，分别是牛堡屯、永乐店和马驹桥，课程内容是一样的。我把黑板戳在老乡的炕头上写板书，给十几人上大课，其实还是挺胆怯的。但是和他们一起每天同吃、同住、同劳动，熟了之后也就不那么紧张了。上课的时候，我就很直接地和他们说，我要是讲错了哪个地方，马上告诉我，大家也都非常配合。

问：进入病理系工作后，您遇到了哪些挑战？

陈：刚进入病理教研室的时候，别说病理了，我连正常的组织结构都搞不太清楚。组里的老教师们就分头给我上课，每天从早到晚在教研室扎着。先讲组织学，比如正常的肺长什么样，再讲病理解剖，得了肺炎后又长什么样，我当时把首医库房里的镜下标本和肉眼标本全看了一遍，在短时间内迅速提高了病理水平。

积极推进病理学科研进步

问：您在进行科研工作中遇到过哪些困难？又取得了哪些成果？

陈：其实我是学俄语的，整个中学阶段都没学过英语。但是大学毕业留校后面临着参考资料都是全英文的问题，我又开始从头学习英语。除了上每周两次的公共英语课外，我们教研组的郑国芬教授会每周抽出一定的时间为大家辅导专业英语，让我们翻译一些医学学术文章。我们教研组翻译了《胎儿及婴儿病理学》这本书，结合当时黄陵教授在做的围产期解剖课题，对婴幼儿疾病有了深入的了解。另外我们还做了一个胎盘绒毛膜血管病的课题，最开始是我们学校的一位老师看到了国外的报道，翻译了解之后，我们就开始从宣武医院收集大量的胎盘，根据胎盘和新生儿的大小比例，总结了50多例相关病例，印证了胎盘绒毛膜血管瘤确实是引起胎儿发育不良或者死亡的原因之一。

问：您在翻译《胎儿及婴儿病理学》的过程中，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吗？

陈：当时我正在友谊医院病理科进修，白天工作非常累，每天都是早到晚走。再加上我的孩子刚一岁，每天晚上都是把孩子哄睡了，等家里特别安静的时候再挑灯夜战做翻译。那段时间真是焦头烂额，但是苦中有乐。我觉得翻译这本书，不仅提高了我的英语水平，也提高了我的科研水平。

另外，在郑国芬教授的指导下，我编译了一本《胰腺病理学》。虽然过程艰难，但也算出色完成了。虽然最初我是学俄语的，但是在这些老教授的帮助下，逐渐可以看英文书了。后来要带研究生，更得熟练阅读这些英文杂志。所以我特别感谢病理系的老教授们，他们时时刻刻都在帮助我进步。

问：2004年，您组织编写了《临床病理学》，可以讲讲这本教材的编写和出版经过吗？

陈：第一版《临床病理学》，我们组织了友谊医院、宣武医院、朝阳医院、同仁医院等几家临床医院共同编写。比如同仁擅长耳鼻喉，宣武擅长神经系统，那每家医院就结合各自的临床特色认领不同的章节进行编写。其实这本教材最初是没有出版的，只是作为内部教材在临床授课时使用。可以说《临床病理学》是把首医病理科和几家临床医院病理科联系起来的抓手。

这本教材在推进出版的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阻力。当时的老专家认为临床病理就是活检解剖，所以出版社对《临床病理学》这个命名的准确性提出了质疑。后来我们找到了北京医学院的廖松林教授[③]看稿，他给出的评价很高，认为这本教材对临床学生来说特别有用。的确，我们的教材填补了统编教材的空白部分。

问：第二版《临床病理学》被列入了“十一五”国家级教材规划中，可以分享一下编写、修订的经过吗？

陈：2010年我们出版了第二版《临床病理学》，在第一版的基础上增加到60多万字，涉及到的临床医院也更多了。吉林大学白求恩医学院的李玉林教授对我们的第二版教材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把临床和病理结合起来讲对学生很有利。

第二版《临床病理学》编写过程中其实也遇到了不少困难。有些编者没有按照要求编写，如文字不通、图条不清等。在困难面前，我差点打退堂鼓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要特别感谢我校的老专家们，黄陵教授、郑国芬教授、徐庆中教授，还有我们教研组的董小黎教授。是他们给了我很多的鼓励和帮助，帮我想办法推进第二版教材的编写出版。

2024年6月，第三版《临床病理学》也在组织编写了，希望能给教学工作带来更多帮助。

问：听说《临床病理学》还有配套图谱和病例手册，可以分享一下背后的故事吗？

陈：我在担任病理科主任期间，核心工作是推动成立“真正意义上的病理系”，通过临床病理把大家紧密联系在一起。临床病理学系的成立不仅丰富了教学内容，更提高了教学质量。2006年，我们主编的《病理学彩色图谱》由科学出版社正式出版，书中大量关键配图均来自临床医院，这也是系部与临床一线联动的重要成果之一。

教学资源的支撑同样关键。同仁医院病理科把近百个肉眼标本送给校本部，丰富了学生实验内容。我们上课用的病例绝大部分也是临床医院提供的，如车祸后病人出现肺动脉栓塞死亡病例就是友谊医院病理室提供的，包括病史、救治过程、病人每天的临床表现及死后尸体解剖，并用图片的方式展现肉眼及镜下的病理变化。此外，肺癌、食道癌、复发性血栓栓塞症等众多真实病例，也常被用于课堂讨论，有效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为了进一步补充教学内容，我们还编写了“各章节病例”，目前虽未正式出版，但已成为重要的教学辅助材料。

《临床病理学》第一版出版后，我们随即开始了临床病理教学任务，团队成员经常一起备课、明确教学分工。不过这本书的出版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初期曾因不同意见遭遇阻碍，还是北医廖松林教授看过书稿后，给了较高的评价，才最终推动教材顺利出版。

回想整个过程，离不开多位前辈和同仁的支持。黄陵教授、郑国芬教授、徐庆忠教授在工作上给了我很大帮助。

退休后仍要发光发热

问：2005年您退休后，被学校返聘在燕京医学院支教。您当时的支教工作是如何开展的？遇到了哪些困难？

陈：从2006年2月到2017年12月，我在燕京医学院支教了12年。支教初期遇到了很多困难，生活条件也比较艰苦。首先是我们住的房子非常简陋，暖气和空调都不是特别好。记得有一次下大雪特别冷，有个老师跟我说他都快冻成冰棍了，回到宿舍马上冲了个热水澡，就怕感冒了没法给学生上课。周一上午如果有课的话，周日晚上必须坐公交车回学校，要不一大早路途遥远，根本赶不到顺义。当时燕京医学院的教学环境也比较差，最开始是没有投影设备的。首医从2002年起就开始使用PPT授课了，但是2006年我来到燕京医学院时又得回到写板书的时代，再加上我的画图能力不强，教形态学的时候还挺发愁的。不过没几年，学校就升级了教学设备，波兰显微镜也升级成奥伦帕斯双筒显微镜了，一切都好起来了。

问：首医支教团为燕京医学院的老师、学生提供了哪些帮助？

陈：成立支教团，是因为燕京医学院从专科院校升级成本科院校，学生扩招后师资不足。当时首医要求燕京医学院讲师必须是研究生毕业，他们提升学历的这几年，学生课时就由支教团来承担。除了授课，我们也要参与备课、出卷、阅卷、带实习等整个教学工作。其实我快从首医退休的时候已经不进实验室了，但是来到燕京医学院后没办法，再辛苦也得带。除此之外，我们还要负责培养青年教师。带他们发表科研论文，组织参与编写临床病理学、生理学等专业书籍，扩大在出版社的影响力。之后不仅有出版社邀请他们参编各类书籍，还有人成为了主编。

经过十几年的努力，首医支教团于2015年被评为北京市离退休先进集体，我个人也获得了北京市高校创新争优退休干部优秀共产党员的称号，还是很骄傲的。

问：您退休后担任了第十一党支部的副书记，经常为老同志们送去党的温暖。可以讲讲在探望他们的过程中，印象深刻的事吗？

陈：第十一党支部的书记是曲瑞瑶老师。其实支部工作我做得不多，主要是听曲老师的组织安排。我们支部最大的特点是正高特别多，像黄陵教授、刘曾复教授、丁鼎武教授，他们都为首医的发展奉献了毕生的心血，我们时常去探望，和他们说说学校最近的情况，给予关怀。刘曾复教授也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是60年建校的时候从北医生理教研组调来二医的。95岁的时候向党支部提出了入党申请，他说我过去没有机会实现愿望，现在想在退休支部里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提交申请书，开完发展会后，96岁的他正式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非常激动。我觉得这些老教授们所做的一切事情，对我们相对年轻的教师来说都起到了带头和鞭策作用。

寄语母校未来

问：回想最初在首医学习、工作的时光，再看一看今天的首医，您对首医的未来发展有什么祝福和期许？

陈：2024年11月11日，北京市委书记尹力来到首都医科大学视察，对学校在医疗事业当中做出的贡献予以了充分肯定，同时也为首医指出了未来努力的方向。看到这条新闻后我非常激动，也很自豪。确实，这些年我们学校引进了很多人才，获得了很多市级和国家级的奖项，临床教学评估也得了A级，居于国内独立医科大学的首位。我对年轻人的期望是一定要利用好当前这么好的学习环境，努力学习，发愤图强，成为一个真正的医生。同时，我也祝福母校越办越好，明天更加辉煌灿烂。

（文稿已经受访者本人阅读订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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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郑国芬（1929年7月-），首都医科大学教授，曾任病理教研室主任、病理学系主任，第三、 第四届中华病理学杂志常务委员。

[②] 李光弼：1960年由北医调入，负责筹建北二医教研组和教学准备工作，中共北京第二医学院第一届委员会委员，先后任北二医教务长（1966.5-1967.12 ）、副院长（1979.6-1984.4）、院长（1984.4-1985.10 ）。

[③] 廖松林（1934年1月-2023年1月17日），北京大学医学部病理学系/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病理科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曾任北京市病理学会副主任，北京大学医学部病理会诊中心主任。

策划：党委宣传部、党委教师工作部、离退休事务办公室、校长办公室

图片：党委宣传部

口述整理：范佳丽

编辑：王婉婷、乔丹、刘晶轶

统筹：杨光明、李骥、李亚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