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右安门畔，岁月留痕；首医校园，薪火相传六十五载。昔年创业维艰，前辈怀揣医者为民的初心，以青春奠基，以仁心立业，于京华沃土铸就医学高地。

学校的精神丰碑，既存于泛黄卷宗，更镌刻于亲历者的记忆。《口述校史》以亲历之声，回溯与校共进、与国同行的峥嵘岁月。这些鲜活的记忆，是个人奋斗的印记，更是学校历程的生动注脚。

循声追溯，触摸历史温度；接续薪火，再书时代华章。

今日推出第二期：《丁鼎武：与首医共成长，亲历病理生理教育革新之路》。

丁鼎武老师

人物小传：

丁鼎武，男，出生于1926年7月，首都医科大学教授、研究生导师，中国病理生理学会常务理事。1952年毕业于北京医学院（现北京大学医学部），毕业后在北医病理解剖学及病理生理学教研室从事教学工作。1960年北京第二医学院（简称“北二医”，现为首都医科大学）成立，丁鼎武到校任教，成为首任病理生理教研室主任。

初创岁月：肩负使命，迎难而上

问：首医最初的筹建背景是怎样的？

丁鼎武（以下简称“丁”）：首医在刚筹办的时候叫北京第二医学院。当时，北京市面临医疗人才短缺的困境。尽管北医培养了众多优秀毕业生，但分配到北京的名额有限。为解决这一问题，北京市委决定筹建一所专门为首都输送医疗人才的高校——北京第二医学院。

吴阶平[①]作为核心筹备人，带领着从北医基础部抽调的骨干教师，组建了最初的教研室。[②]我作为北医病理生理教研组的一员，也参与了筹建工作。当时，北二医的办学理念、课程设置等也都是参照北医的模式进行的，北医在很大程度上给予了我们支持和帮助。

问：建校初期面临哪些困难？是如何克服的？

丁：校舍和资源有限是最大难题。当时各教研组的教学工作并不是同步展开，像病理生理的教学工作开展得相对较晚，我们就被分配到了各个医院或相关机构。我是被派往北京儿研所[③]，协助他们建立病理生理组。尽管条件艰苦，但我们始终秉持“为首都培养人才”的信念，逐步搭建起完整的教学体系。

问：吴阶平院长在北二医的筹备与成立过程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丁：吴阶平院长是首医的灵魂人物。作为筹备北二医的核心领导者，他凭借深厚的学术造诣和社会声望，为学校创建铺平了道路。早年他毕业于协和医学院，海外深造归国后任教于北医，其授课水平堪称一流。吴阶平院长是我的老师，给我们讲授过泌尿外科的课程，在学识上是很好的。他常邀请自己的老师共同授课，这种尊师重道的风范深深感染了师生，也凝聚了团队信任。

作为学校领导者，他既是学识渊博的医学家，更是智慧与魄力兼备的实干家。建校初期，校舍短缺、资源匮乏，他凭借个人影响力化解难题，例如多方协调借址办学；面对临床单位合作阻力，他以“红专并重”的卓越能力推动合作落地。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始终身先士卒——农忙时与师生一同下田劳动，以行动诠释“团结奋斗”的精神。这种“以行践言”的作风，让团队在面对困境时始终充满信心。

吴阶平院长在食堂帮厨

问：您如何看待初创时期的“团结奋斗、艰苦创业”精神？

丁：任何新生事物都会遇到困难，但困难的具体内容各不相同。对于我们来说，北二医的困难源于资源匮乏，但团队始终心怀使命。北二医从一开始就肩负着用有限基础师资培养临床人才反哺学校的使命。当时的院领导，特别是以吴阶平为首的院领导班子带领我们直面挑战，例如无校址时他多方奔走最终借地办学；临床合作受阻时他以个人能力破局。这种迎难而上的勇气和智慧，奠定了北二医精神的根基。

总的来说，我认为北二医在建立初期所形成的团结奋斗、艰苦创业的精神，是与当时面临的困难和挑战密不可分的。而吴阶平等院领导在面对困难时所展现出的勇气和智慧，更是这种精神得以形成和传承的关键因素。

教学革新：探索病理生理教育的新路径

问：您早年先后参与筹建了北医、北二医和儿研所的病理生理教研组，能否回顾下当时的建设历程？

丁：是这样的。需要说明的是，病理生理作为独立学科在我国起步较晚。大概在1955年，全国医学院才首次建立病理生理教研组。在我们向苏联学习时期，才在苏联专家协助下于北医举办了首个全国病理生理师资进修班，由此开启了学科建制化进程。

相较欧美医学教育体系——有内容，却没有集成体系化建设，我国的集中化建设虽具创新性，但关于是否应该设立这个单独的教学机构，引发了学界的长期讨论，甚至在特殊历史时期出现过建制反复。

问：在筹建病理生理组时，您遇到的主要挑战有哪些？

丁：主要困难有两个方面。一是人员短缺。当时从北医病理生理组调到北二医来筹办这个小组的只有三个人。这显然不足以满足教学和实验的需求。另一个是教学设备缺乏。尽管病理生理课程开设相对较晚，给了我们更多的筹备时间。虽然北医的物资支援和筹备期缓冲，但基础设备缺口仍制约着教学实施。

更深层的挑战在于学科定位的认知困惑——病理生理如何在庞杂的医学课程体系中确立不可替代的教学价值？当时学生普遍反映课程内容与其他学科存在交叉重复，这促使我们不断反思：病理生理学究竟该传授什么？如何构建独特的教学范式？这些根本性问题推动着我们不断探讨和思考，同时在实践中成长，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

教师自己制作实验仪器

问：在设备短缺的客观条件下，您采取了哪些举措？

丁：只能自己去想办法代替。我们病理生理教研组的老师觉得，应侧重于病理生理的动物实验。我认为，这是病理生理在医学中比较有它独立性的一点。所以，我们长时间专注于学生的病理生理实习和研究能力培养。

问：您主导的实验教学改革颇具前瞻性，能否具体阐述改革理念？

丁：改革核心在于教学范式的根本转变。传统实验课停留于理论验证层面。我们则注重实践与理论结合，摒弃了传统的“验证式”实验，引导学生自主设计课题、分析数据并撰写科研报告。

我曾做过一个实验，实验本身就是错误的，但同学们在写报告时，还是套用课本结论，认为实验是正确的。后来，我们也把这个实验写成了一篇文章。通过这个实验，至少可以说明病理生理学的实验课并没有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能力。因为无论你如何操作，实验结果总是被预设为正确的，这实际上阻碍了学生科学思维的发展。这也是后来我们进行实验教学改革的原因。

见证成长：从借鉴到创新，传承创业精神

问：您觉得北二医什么时候脱离对北医模式的依赖，开始自己“走路”了？

丁：这一过程是渐进式的。改革开放前，我们更多是在完善传统医学教育框架；直到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学校迎来转折点。随着经费增加、任务拓展，学校开始探索特色化发展——例如创办医学工程系[④]，病理生理教研室独立设计并建造专属科研楼，甚至吸引同行关注。但整体而言，真正开始走自己的路是在我退休前后，学科体系、人才培养机制已逐步成熟。

问：您认为首医真正开始有实质性的发展是什么时候？

丁：改革开放后，那段时间非常明显。一个显著的变化是经费增多，另一个就是任务也多了。我认为，学校的成长与所承担的任务密切相关。在实践中，学校才能不断成长。我很感激那段时间我们接到的任务，这对学校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但也因此获得了成长。除此之外，学校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合作，为师生拓宽视野。

问：您作为首医跨越式成长的亲历者，能否分享一些给您留下深刻印象的事情？

丁：对于我们病理生理教研室来说，首先是硬件提升。我参加过北医和北二医的病理生理的建设。当时北医的病理生理学科也处于起步阶段，同样面临着空间不足的问题。但不同的是，北二医的病理生理学科在建设时，能够按照自己的设想和规划进行，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甚至让北医都感到羡慕。

其次是学科突破，我们开始招收研究生。因为我在北医的时候也没有招收研究生的经验，所以要不要招收、怎么招收，都是一个难题。回过头来看，从我们最终决定招收研究生、培养研究生，到如今我的研究生已成为首医病理生理领域的主要骨干，并继续培养着新一代的研究生。从这方面来看，确实是在实践中成长。

（文稿已经受访者本人阅读订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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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吴阶平(1917年-2011年)，泌尿外科专家，首都医科大学(原北京第二医学院)首任院长，首都医科大学终身名誉校长。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95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②] 1960年开学，学校基础课设立政治、物理、化学、外语、解剖、生物、组织胚胎、生理、生化、微生物、寄生虫、药理、病理、体育等14个教研组。到 1965 年底，基础部分应有的 15 个教研组（政治、物理、化学、生物、外语、组织胚胎、解剖、生理、生化、病理解剖、病理生理、微生物、寄生虫、药理、体育）和卫生学教研组已全部建立起来。

[③] 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④] 1987年学校开办生物医学工程系，包括医学生物学电子仪器专业，电子计算机医用软件专业。1991年，成立生物医学工程学院。

策    划：党委宣传部、党委教师工作部、离退休事务办公室、校长办公室

图    片：党委宣传部

口述整理：范佳丽

编    辑：王婉婷、刘晶轶

统    筹：杨光明、李骥、李亚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