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右安门畔，岁月镌刻足迹；首医校园，薪火六十五载。昔年物资维艰，前辈怀医者为国为民之初心，以青春奠基，以仁心立业，于京华沃土铸就医学高地。

《口述校史》追忆先贤与校共进、与国同行的峥嵘岁月，于亲历者言中溯精神之源、承使命之重，激励新时代首医人赓续奋斗，再书时代华章。

今日推出第十三期：《李郁英：与首医共创业，一位微生物教学开拓者的初心岁月》。

李郁英老师

人物小传：

李郁英，首都医科大学退休高级实验师，自1960年学校筹建时期加入工作，亲历了首医从一片荒地起步的艰辛历程。她早期参与建校劳动，并于微生物教研室承担技术工作，为微生物与免疫学实验教学体系的构建奠定基础。在校期间，她长期担任教辅工作，从技术员成长为高级实验师，承担微生物与免疫学实验课教学，并参与迎接首届500名学生的教学任务，在设备匮乏的条件下坚守教学质量，多次荣获教学优秀奖、院先进工作者等荣誉。退休后她仍心系学校，常回教研室指导青年教师，参与教学评估，以实际行动生动诠释着学校“爱国奉献、艰苦奋斗、救死扶伤、严谨求实”的宝贵精神与传统。

二医筹备处在北京第二传染病医院的办公地

问：您是1960年就来到首医了吗？初到学校时，眼前的场景和您想象的一样吗？

李郁英（以下简称“李”）：对，我是1960年4月23日来的，到北京第二医学院筹备处[①]报到。那时候校址就是一片荒地，筹备工作只能借第二传染病医院的一个小白楼。我记得特别清楚，连个正经的办公地方都没有，满眼都是荒草，跟我想的“医学院”完全不一样——但既然我来了，就下定决心，要和大家一起把学校从无到有地建起来。

问：建校初期肯定特别辛苦，您参与过建校劳动吗？微生物教研室是怎么一步步建起来的？

李：建校初期确实不容易。刚开始筹备那会儿还谈不上劳动，到了1961年，学校开始盖“半截楼”——就是后来的教学楼，我们每个教研室就轮流去帮忙。没课的时候，大家都去基建处搭把手，搬砖头、运瓦块，每天都有任务，也算为学校添一块砖、加一片瓦。

说到微生物教研室，那真是“从零开始”。1960年筹备期结束，学校派我们去北医进修了半年理论，又到儿童医院学了半年临床。因为微生物检验必须结合临床实际，不然教不好学生。1961年下半年，我们就开始正式上课了。

那时一下子要面对500个学生，分成五个班，可设备几乎什么都没有。为了买一个300毫升的玻璃瓶子，我跟陈仁教授跑遍了西城、东城，还是不够用。怎么办呢？我们就去北医的废弃堆里捡还能用的玻璃瓶子，拿回来清洗、消毒，接着用。实验要用的培养基、试管，全都是我们自己动手做。

师生们在做实验

微生物实验对“无菌”要求特别严格。实验前，玻璃器皿得用报纸包好、用棉花塞好，送到佑安医院去消毒。实验做完，沾染致病菌的器材要再次送到医院消毒。那时候没有车，我们就抱着这些器材，来回走着送。上实验课要做标本染色，必须用水冲洗，但是实验室没有水，我们只能从一楼抱着15000毫升的蒸馏水，一瓶一瓶搬到三楼实验室。我这小个子，抱起来特别费劲，可一个班最少要用4瓶，不能不搬。

显微镜教室也不够用，课间只有十分钟，就得赶紧把上一组的器材收好，再摆好下一组用的，生怕耽误了上课时间。不管多难，我们都得把学生上课要用的每一样东西准备好——这是责任，也是心气儿。

问：您跟吴阶平院长共事过，能讲讲印象最深的事吗？

李：吴院长这个人，真是一点儿架子都没有。1966年3月，我入了党，当时还是预备党员，有幸和吴院长分在一个临时党小组里。他总是亲切地叫我“小李”，说“咱们要一起过组织生活，互相批评、互相帮助”。我们还一起学习《毛选》。能和吴院长这样的大专家在一个小组里，那段经历让我深受教育。

吴阶平在食堂帮厨

生活上，他特别关心大家。学校有位老工人赵红，老伴病了，吴院长就陪着他一起坐公交车去十里堡看病。学校给他配的小轿车，他上下班从来不坐，只用在公务上。路上要是看见首医的教职工，他都会让司机停下，招呼人搭车。困难时期粮食紧张，他去菜地捡白菜根、白菜帮子，想办法让食堂多备些吃的，还常常亲自到厨房帮忙。

在教学上，吴院长要求非常严格。他经常来听课，督促我们年轻教师必须学好外语、补好基础课。“与二医一起成长”这句口号，就是他提出来的。那时候学校只有一栋“半截楼”，实验室挤得转不开身，他就用这句话鼓舞我们，让大家心里都暖烘烘的，觉得有奔头。

首届护理系毕业生合影

问：除了本科生的教学，当时学校在学科建设上还有哪些尝试？比如听说后来成立了护理系？

李：护理系就是1961年上半年成立的，比本科招生晚了大概半年。那一届学生都是从各医院选调来的护士长，就办了这么一届。我也给他们上过微生物课，虽然时间不长，也算是为咱们学校的护理学科起步尽过一份力。

问：那在微生物实验课的教学过程中，有没有遇到过特别困难、让您印象深刻的事？

李：困难可太多了，但办法总比困难多。比如做康瓦氏实验，需要梅毒抗原，但北京当时没有病例。程松高教授就想办法联系外地，把病人的样本注射到兔子身上，再托人把兔子运到北京。我们拿到兔子后，再小心地从兔子身上取血提取病毒；还有，做小鼠实验的时候，大家都怕被咬。我们就自己画图纸，请铁工组帮忙做了个固定小鼠的仪器；玻璃器皿经常不够用，我们就请玻璃工师傅一件一件吹制……那时候心里就一个念头：条件再差，教学标准不能降，得对学生负责。

问：在您任职期间，首医有哪些变化比较明显？您退休后还常回学校吗？

李：变化真是一点一点发生的。1963年“半截楼”盖好之后，条件就改善多了。实验室有了无菌间、装了紫外线灯，显微镜也慢慢配齐了。等到1977年恢复高考，招生规范起来，教学也更贴近临床实际。进入1990年代，变化就更大了——二教楼盖起来了，微生物教研室有了独立的实验室，进业桥也修通了。科研楼里的仪器设备越来越齐全。记得我2003年退休时，学校只有一台电子显微镜，现在听说都有十几台了，真是太好了！

我退休以后，因为住得近，经常回学校看看。帮着带带年轻教师做实验。学校教学评估的时候，也回去和同事一起抽查试卷，确保评分公平。教务处有些杂事，我也搭把手。直到后来女儿生孩子，我去帮忙带外孙，才回去得少了……但心里总是惦记着。首医就像家一样，一辈子都放不下。

问：在您心里，“首医精神”是什么？对年轻一代有什么叮嘱？

李：说到首医精神，我总想起八个字：“艰苦奋斗、实事求是”。我们那会儿，真是没条件也要创造条件——没设备，我们自己造；不够用，我们自己想办法。靠的就是这股不怕难、肯实干的心气儿。现在学校条件好多了，设备先进了，楼也新了，可我觉得这份老传统，什么时候都不能丢。

我希望现在的年轻老师们，能把这种精神传承下去。搞科研要坐得住冷板凳，不怕吃苦；培养学生要用心，多想一想怎样为国家培养出高水平的医疗人才，多琢磨怎么攻克那些疑难杂症——就像习近平总书记说的，得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为国家作实实在在的贡献。

现在看着首医发展得这么好，听说还要建新校区，我心里特别高兴。咱们学校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问：回望过去，展望未来，您想对首医的老师们说些什么？

李：看着首医一步一步走到今天，取得这么了不起的成绩，我心里真是百感交集。教书育人这条路啊，从来都不容易。我希望老师们能多花点心思去启发学生，多跟学生亲近——既要传授知识，也要传递温度。

最深的期盼，还是希望咱们首医能培养出更多仁心仁术的好医生。医生这个职业，关乎生命，托付信任。愿每一位从这里走出去的学生，都能不忘学医初心，为百姓健康、为国家医疗事业，贡献自己实实在在的力量。这样，我们老一辈所有的付出，也就都值得了。

（文稿已经受访者本人阅读订正）

策划：党委宣传部、党委教师工作部、离退休事务办公室、校长办公室

图片：党委宣传部

口述整理：王婉婷

编辑：范佳丽、刘晶轶、乔丹

统筹：杨光明、李骥、李亚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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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1960年3月29日，北京第二医学院筹备处正式成立。筹备处在右安门外北京第二传染病医院（现附属北京佑安医院）借来的一座四层小楼中开始挂牌办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