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右安门畔，岁月留痕；首医校园，薪火相传六十五载。昔年创业维艰，前辈怀揣医者为民的初心，以青春奠基，以仁心立业，于京华沃土铸就医学高地。

学校的精神丰碑，既存于泛黄卷宗，更镌刻于亲历者的记忆。《口述校史》以亲历之声，回溯与校共进、与国同行的峥嵘岁月。这些鲜活的记忆，是个人奋斗的印记，更是学校历程的生动注脚。

循声追溯，触摸历史温度；接续薪火，再书时代华章。

今日推出第一期：《归侨青年许永照：与首医同命运、共成长》。

许永照老师

人物小传：

许永照，男，祖籍福建永春。1939年8月出生在印度尼西亚。1958年8月带领45位华侨青年回国求学，就读于北京华侨补习学校。1960年5月回国侨胞提前参加高考，被北京第二医学院（简称“北二医”，现首都医科大学）录取，成为首届学生。1965年毕业留校后任吴阶平院长秘书。历任北京第二医学院学生会副主席、解剖教研室副主任，党支部书记、首医大党委委员、首医大侨联主席、首医大港澳校友会名誉会长。1992年荣获国务院颁发的有突出贡献荣誉证书，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四个月，搬了三次家

问：您还记得第一次来到北京第二医学院报到时的情景吗？

许永照（以下简称“许”）：当然记得，那是我一生都忘不了的一天。北京第二医学院是在1960年成立的。当时印尼形势紧张，很多像我这样的华侨青年纷纷回国求学。我们暂时住在北京的华侨补习学校，大家心里都盼着能有个正式的归属。那年4月，我们在华侨补校提前参加了高考。5月，110个华侨同学收到了录取通知书。那一刻，大家激动得几乎要跳起来——终于成为祖国新办医学院的第一批学生。没过几天，我们就坐着解放牌卡车，从华侨补校拉到了回龙观，这不是普通的搬家，而是人生的新开始。

问：入学后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许：环境，毫无疑问是环境。学校还在建设中，我们被临时安排在回龙观精神病院的一个四合院。教室、宿舍、食堂全都挤在100多平米的长条平房里。邻居是精神病人，常常闹出笑话。有一次，一个同学迎面对着病人笑了笑，没想到病人突然一巴掌打了过去。吓得我赶紧劝他说：“别计较，精神病人打你不犯法，快绕着走吧。”那时候条件真的苦，但大家心态特别好。笑一笑什么都过去了。

问：环境这么苦，大家会不会很沮丧？

许：说实话，没几个人真沮丧。我们那一代人都懂得“苦中作乐”。

那时粮食紧张，食堂饭菜单调，能吃饱就不错了。有同学打起稻田里的主意——去抓青蛙。于是每隔一两周，我们四个同学就骑上自行车去“打猎”。一个人扛车下田，一个人蹬车发电照明，另外两个人下水摸，每次都能抓回一大袋青蛙。回校已是半夜，大师傅一看，笑着说：“这帮孩子真有办法！”随后一顿美味的红烧田鸡就被端上了饭桌，那份简单的快乐，到现在还让我怀念。因为那时候，我们都真心地相信，只要团结、只要肯干，一切都会慢慢变好。

问：作为入学最早的学生，如何参与了后续迎新工作？

许：是的。8月底，学校又搬了一次家——从回龙观搬到蓝靛厂安定医院的一座庙宇。听说要迎来400多名国内同学，大家都特别兴奋。我们忙着写标语贴标语、排练节目。那种迎新的热闹劲儿，就像迎接家人一样。因为我们知道，从此这所学校真的要“活”起来了。

问：您对1960年9月12日的首届开学典礼有什么印象？

许：太清楚了，那天的情景，一辈子都忘不了。蓝靛厂的庙前空地不大，廊下摆了两张课桌和一个麦克风。吴阶平院长站在那里，身着白衬衫，神情庄重。他讲了很多，但有一句话我们都记住了——“同祖国共命运，与母校共成长。”那一刻，500多位老师和学生，有的坐在小马扎上，有的靠在树下，都静静地聆听着吴院长的致辞，那不是简单的口号，而是一种信念。所有人都在心里对自己说：我们要一起努力把学校建好。

问：9月15日搬到右安门校址的时候，是不是很兴奋？

许：对国内同学来说，那是第一次搬家；对我们华侨补校的同学来说，已经是第三次了。我们抱着“终于回家”的心情，可刚一到那儿，就被眼前的景象“浇了冷水”。没有围墙，杂草半人高，砖头、水泥管螺纹钢堆得乱七八糟，只见西北角有栋外露红砖的半截教学楼。同学们都没有抱怨。从那天起，大家便开始了边盖学校边学习的生活。

问：当时大家都是在什么样的环境里学习和生活呢？

许：临时搭建的工棚就是我们的食堂，棚顶是油毡，脚下是土地。遇到雨天，外面下大雨，棚内漏小雨，有时雨水没上脚面。然而吴院长依然端着他的铝饭盒，和老师同学们一起有序排队买饭，吃着同样的熬白菜和熬茄子。宿舍楼还没完工，我们500多学生就住在那栋“半截楼”的教室里。自来水上不去，因此每天早晨，一听到西南角芦苇荡里的鸟叫声，大家就端着脸盆急匆匆地下楼，到唯一的露天水龙头打水洗漱。15分钟后，各班集合，绕着半截楼跑步，进行早锻炼。那时候的说笑声、脚步声，现在依然萦绕在耳边。

问：同甘共苦，同学之间的感情很好吧？

许：那是当然。我们那一代人最讲“集体荣誉感”，无论是教室宿舍，还是楼道厕所，都要分片包干，由辅导员检查并评比卫生流动红旗。男生宿舍总是拖后腿，每到检查前两天，女生就主动冲进来帮忙打扫。她们翻出臭袜子、洗枕套，干得热火朝天，男生们看在眼里，都有点不好意思。那种同窗情现在想起来，依旧暖心。

从学生到秘书，记忆中的吴阶平

问：您后来一直跟随吴阶平院长，对他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许：吴院长是国内外知名的泌尿科专家，同时又是我国医学教育领域的一代宗师，是一位具有人格魅力的长者。身先士卒，严于律己。20世纪60年代国家困难，那时粮食都是定量供应，他带头主动缩减自己的粮食定量，把结余下来的补给需要的男同学。春节时，国内同学回家了，他怕我们这些华侨学生孤单，就留下来陪我们过年。他笑着说：“每逢佳节倍思亲，你们在这里没有家，学校就是你们的家，我就是你们的长辈，有什么困难，随时找我，今天是春节，委托你们向国外的父母亲拜年”——那一刻，我们许多人都红了眼眶。

问：毕业后您选择留在吴院长身边当秘书，这是一段怎样的经历呢？

许：那年毕业留校的有10个同学，我很幸运，被分配到吴院长身边当秘书。[①]吴院长从不发号施令，也不摆架子，永远是在讲道理、在启发你。我在他身边工作了六七年，他从来没有训斥过我。遇到公文、信件，他总是说：“我们一起看看，这信该怎么回，这事该怎么办。”他愿意听你的想法，也愿意教你做事的方法。聆听他的教诲，看他处理每一件事，对我来说就是一种学习。他身上的那种平和与严谨，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一生。

问：您觉得吴院长在工作上有什么特点？

许：他最突出的就是医风和医德，治学严谨，一丝不苟，他对病人一视同仁，不分地位高低，有求必应。

有一次，大兴县医院来信请他去会诊。那时交通不便，我说给他去要车，他却摆摆手，说不用。于是我们一块儿转了好几趟公交，站了一个多小时，一路颠簸到达县医院。会诊完后，他还笑着对那边的院领导说：“什么时候病人要手术？需要我帮忙，就来找我。”

在教学上，他同样细致。有一次我陪他去积水潭医院视察，他亲自到临床了解学生的实习情况，对教办老师、实习老师都一一表示感谢：“谢谢你们，咱们是一块儿培养学生的。我对他们的表现很满意，这些都是你们的功劳。以后有什么困难，就来找我。”吴院长真是一个平易近人、深入基层的好领导，使教办领导和老师们深受感动和鼓舞。

吴院长身先士卒，严以律己，组织观念强，在那特殊年代，支部只剩下吴院长和一个年轻的支委老师过组织生活，每次吴院长都主动向她汇报思想和商讨下一步的工作，主动交纳党费，从不耽误。

问：吴院长是怎么看待医学教育工作的呢？

许：他常说，教学是一门艺术。一个好的老师不仅要有科学知识和逻辑分析能力，还要懂得如何用形体语言来表达教学内容，只有把教学与临床结合起来，融会贯通，形成自己的风格，学生才会真正记住你、受你影响一辈子。

问：吴院长曾多次受命带队前往印尼为苏加诺总统治病，这是一段怎样的经历呢？

许：那是在20世纪60年代。苏加诺是印尼第一任总统，与中国关系很好。那时印尼邀请了5个国家的医疗代表团为他治肾病，最终采纳最多的是吴院长提出的中西医结合方案。后来总统去世，吴院长再次前往印尼，这次带回了一本总统私人医生写的《历史的见证》。他让我利用暑假把这本印尼文的书翻译出来，并特别叮嘱要注意看书中对中国医疗代表团的评价。那本书里有很长一段介绍中国医生的情况，“WUJIEPING”这个名字一共出现了7次，是所有国家里最多的。所以说，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北京第二医学院就在印尼有了名气。许多印尼华侨家长都自豪地说：“我儿子的院长，就是给我们总统看病的医生。”

问：印尼当地人怎样评价吴院长呢？

许：2000年初，我接待过一位印尼来的土著妇女来北京看肾病，只会说印尼语，是当地华人介绍来的。我请了宣武医院泌尿科主任为她诊治，结果很顺利。出院时，她连声夸中国医生好，还说她的病和苏加诺总统一样，那时候就是一个叫“吴阶平”的中国医生治好的。我告诉她：“巧了，那正是我们的院长。”她愣了一下，笑着说：“怪不得你们技术这么好，原来是他教出来的。”那一刻我特别感慨——吴院长为印尼总统治病已经过去30多年，但中国医生的名声还在海外被人铭记。那不仅是个人的荣誉，也是国家形象的延续。

从归侨青年到港澳校友会

问：从北二医到首都医学院，再到首都医科大学，您认为学校发展最迅速的阶段是哪段时间？

许：我觉得是20世纪80年代到2000年左右。那时候学校的硬件变化特别快，一教楼、二教楼、图书馆、食堂陆续建起来。印象最深的是外宾楼，90年代时只有两层楼，后来拆了重建成留学生中心，现在又改成了学术交流服务中心。光看外宾楼的变化，就能看到学校国际影响力的提升。软件方面，80年代前学校经费紧张，设施不完备，改革开放后，得到了很大发展。虽然经历了几次人事调整，神经科学研究所等机构的建立，也标志着学校科研水平的提升。

问：您是首医港澳校友会名誉会长，可以分享一下与海外校友有关的故事吗？

许：60到65级的学生，是在最艰苦的条件下学习的。那时物资匮乏，但大家都很乐观，感恩领导、老师和母校。我们港澳校友会现在有100多人，毕业后到香港发展的同学中，取得香港执业医生资格的有20多个，这个通过比例在全国医学院里都名列前茅。也有不少同学留在内地，去边疆、山区工作，一干就是几十年。这些成绩，都是师生共同努力的结果。

问：听说校园里有一棵“同龄树”？

许：建校初期，我们边学习，边劳动，参与母校建设和绿化校园。当时提倡德智体全面发展，那棵白杨树就是我们第一届学生亲手种的。2000年，我看到工人在伐树，校园里的两棵已经被砍掉了，只剩最后一棵，我赶紧去找党委书记杜金香，说明情况，才把它保留下来。后来王玉慧副院长让我给它起个名字，我说：“那就叫同龄树吧。”因为它和学校一起成长，是母校最好的见证，

问：“同龄树”旁的石雕是港澳校友会送的吗？

许：对。那是在建校50周年的时候，校友会特地从香港订制的。副会长亲自去福建选石，再运到广州加工，为了安全运输，特租了专车，从广州到北京整整跑了三天三夜。那天夜里我一直等到半夜12点多才放心回家。第二天一早去校园一看，石雕就安放在“同龄树”旁的桃李园，石雕上面刻着“母校情 赤子心”，充分表达了同学们爱祖国，爱母校的拳拳之心。成了校园里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港澳校友会为学校定制“母校情 赤子心”石雕

寄语老师、学生，展望母校未来

问：回首首医这些年的发展，您有什么想和老师、学生分享的吗？

许：作为老师，首先要爱岗敬业，教书育人要真心。要把学到的知识传授给学生，也要教他们做人的道理。做老师要有爱心、耐心、善心，总有一天，学生会被你的真诚打动。对学生来说，最重要的是学好本领。要自尊、自信、自爱，关心社会，学会独立思考。同学之间互相帮助，一起成长，这样的青春才最有意义。至于学校的未来，我充满信心。这些年来我亲眼看到了首医在飞速发展，社会的认可度也越来越高。新校区也在建设中。我相信，母校定会蒸蒸日上，再创辉煌，成为“双一流”的医科大学。我已经老了，作为一个首医人，我愿发挥余热，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母校情，赤子心”这六个字，我会永远铭刻在心，希望代代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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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许永照毕业后留校任教，之后调任到吴阶平院长身边工作。

策划：党委宣传部、党委教师工作部、离退休事务办公室、校长办公室

图片：党委宣传部

口述整理：贾彩彩

编辑：王婉婷、范佳丽、刘晶轶、乔丹

统筹：杨光明、李骥、李亚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