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右安门畔，岁月留痕；首医校园，薪火相传六十五载。昔年创业维艰，前辈怀揣医者为民的初心，以青春奠基，以仁心立业，于京华沃土铸就医学高地。

学校的精神丰碑，既存于泛黄卷宗，更镌刻于亲历者的记忆。《口述校史》以亲历之声，回溯与校共进、与国同行的峥嵘岁月。这些鲜活的记忆，是个人奋斗的印记，更是学校历程的生动注脚。

循声追溯，触摸历史温度；接续薪火，再书时代华章。

今日推出第十四期：《孙英玉：一甲子春风化雨，多岗位赤子初心》。

孙英玉老师

人物小传：

孙英玉，女，曾担任首都医科大学工会常务副主席、职工教育办公室负责人、政治辅导员、外文教研组教师等职务。自1962年起，她的职业生涯便与首医紧密相连，从一开始在外文教研组短暂任教一年半，到转任政治辅导员，踏上党政工作之路，先后在学生处、校团委、中医系、研究生部、校工会、职工教育办公室、校产部等多个部门任职。

问：您与首医的缘分始于1962年，能否谈谈您刚来首医时的情景和后来的职业发展道路？

孙英玉（以下简称“孙”）：1962年，我怀揣着对未来的憧憬，踏进了北京第二医学院（以下简称“北二医”，现为首都医科大学）的大门，成为外文教研组的一员。那时的学校，还在建设初期，条件比较艰苦，一座尚未完全竣工的教学楼和三栋宿舍楼，就是我们全部的学习和生活场所。外文教研组当时被临时安置在一个由大教室改造而成的小房间里，我还记得，我们五六个老师挤在一起，背靠背地备课。条件再艰苦，也不能耽误教学进度，我们都很快投入到俄语教学中，教授了60级的603和605班[①]。虽然这种状态只维持了短短的一年半，但学生们求知若渴的眼神和一点一滴的进步，都是我难忘的回忆。

1963年，冯佩之书记在大会上讲话

然而，一次和党委书记的谈话，悄然改变了我的职业轨迹[②]。那天，书记找到我，了解到我的党龄长、在学校表现不错，语重心长地说：“学校亟需像你这样有经验、有党性的同志来加强政工队伍建设。你考虑一下，是否愿意转向政工岗位？”深思熟虑后，我决定接受这个挑战。

问：在首医建设初期，是否有令您印象深刻的片段？学校的氛围如何？

孙：说起那段日子，虽然条件确实艰苦，但校园里的点点滴滴，现在回想起来却格外温暖有趣。每天清晨，阳光刚刚洒下来，我们就走在那条通往学校的通勤小路上。路两边是开阔的田地，还有一排排平房。路上偶尔会遇到冯佩之书记和吴阶平校长合用的那辆伏尔加小轿车。每当看到有老师身体不舒服，或者学生提着大包小包的行李，车子就会慢慢停下来，招呼大家上车搭一程。

师生参加建校劳动

那时的首医，党群、干群、师生、同学、后勤和教学行政间，都弥漫着和谐的氛围。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共同为学校的建设和发展贡献着自己的力量。我记得有一次，一教楼还在施工，地上散落着水泥和砖块，面对这情景，路过的无论是德高望重的教授，还是朝气蓬勃的学生，都毫不犹豫地挽起袖子，一起清扫。

而吴校长和冯书记，更是常常深入学生宿舍、办公室和教研组，与大家促膝长谈，共话未来。他们不仅关心学校的发展大计，更关心每个人的成长进步。同时，首医后勤职工的自觉性也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遇到问题，只要一个电话，工人师傅们立即前来解决。我记得当时学校的总务科科长闫振武，每天都会在校园里巡视，只要遇到问题就立即解决。

回想起那段日子，我感受到首医之所以能有这么好的校园氛围，与学校的党风建设密不可分。党风正，才能带动全校师生员工共同努力，形成这样一种和谐、进取、团结的首医文化。

问：作为首医发展史上的重要领导者，吴阶平校长给您留下了哪些深刻的记忆？

孙：吴校长不仅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医学家和教育家，更是一个平易近人、深受大家爱戴的老领导。当年，他的医术在国内外都享有盛名，可平时在校园里遇到师生，总是笑容满面，和大家像朋友一样聊天，让人打心底里敬爱他。

还记得，那时我们班有个同学在门头沟劳动期间突然尿血了，大家都很紧张，有些不知所措。当时我们赶紧联系学校，把学生送到了宣武医院，医生怀疑是肾下垂或其他严重问题，我们非常担心。就在这时，我们找到了吴校长，得知消息后，他不仅亲自到宿舍去看望这位同学，还耐心安慰他，说这可能是劳累所致。吴校长还轻声补了一句：“万一真需要手术，我来给你做。”这句话让学生一下子就踏实了许多。后来进一步检查，果然没有大碍，大家这才放下心来。

另一件让我印象很深的事，是在63级同学实习的大兴县医院，遇到一位性别发育异常的林校学生，当地医院条件有限难以处理。于是大家就又找到了吴校长。他不仅亲自主刀，手术后还经常陪这位学生聊天，为他心理疏导，帮他适应新的身份并告诉他如何生活。这件事情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很多人都被吴校长的医术和医德折服。

其实，类似这样的事还有很多。他总在大家需要的时候出现，用他的专业和仁心默默守护着每一位师生。后来他离开我们，全校上下都感到非常难过和怀念。

问：您在首医做政治辅导员期间，是如何开展工作的？

孙：学校从外文教研组调我担任63级政治辅导员，我知道做学生工作，首先要以身作则，严格要求自己，我克服孩子小（儿子一岁多）的困难，与学生同吃同住同劳动。我总觉得，做思想工作不只是讲道理，喊口号，要深入实际和他们交朋友。当时发现有些同学因为谈恋爱影响了学习，我就组织座谈会，和大家一起聊聊怎样在感情中保持自尊自爱，怎样更独立自强。还有学生平时不太注意卫生，我就结合我们医学生的身份，慢慢和他们讲，将来要做医生的人，自己的一言一行、生活习惯，其实都和职业素养息息相关——冯佩之书记也在报告里强调过，医学生不仅要思想好、学习好、身体好，个人卫生和职业养成同样重要。

除了关心他们的思想和学习，生活上的点滴我们也放在心上。有同学生病了，我们就陪着去看病；谁家里实在困难，我们就帮着申请补助。这么多年下来，我和学生们之间建立起一种亦师亦友的感情，直到现在，许多人还和我保持着联系。这段日子，对我来说，是责任，也是温暖。

问：从63级同学们后来的经历看，您觉得他们身上最能体现首医精神的是什么？

我当时带的63级学生都非常不错。1968年毕业时，63级160余名学生，没有一个人留在北京，全部分配至云南、贵州、四川、青海、陕西、甘肃、黑龙江、内蒙古等当时贫穷落后的地区。面对这样的安排，同学们没有一个人退缩，全部服从安排按时报到。

即便在那样困难的条件下，他们仍坚守初心、一直默默奉献。不少人成为单位业务骨干，多数担任各地区医院科主任、院长，调回北京的同学也成长为骨科、胸外科、针灸科、血液科、康复科、儿科等领域的知名专家。他们的付出，赢得了当地百姓的信任，也获得了各级政府的认可，拿到了不少荣誉——他们，真可以说是首医的骄傲。

这个集体也特别团结，毕业这么多年，大家一直和母校、和老师们保持着联系，彼此扶持，也始终惦记着学校的发展。在学校建校40周年、50周年，以及入学、毕业40周年、50周年纪念日时，他们从全国各地乃至国外回到母校聚会，用实际行动证明“没有给首医人丢脸”。而这份情谊与坚守，大概就是首医精神最真实的传承吧。

孙英玉与来校作专题报告的路生梅

孙英玉与路生梅参观“首都医科大学建设发展成就展”

问：在做政治辅导员期间，有令您印象深刻的学生吗？

孙：63级学生中，路生梅是杰出代表，她在学校时就是学生干部，对自己要求向来严格，做事踏实认真。当年毕业分配，她服从安排去了陕西佳县的农村，条件艰苦。后来她成家，有了两个孩子，一儿一女，有时候出去跑村串户出诊，孩子在家没人照看。在这样艰苦的生活中，孩子从小就会自己做饭，上初中便能缝被子，如今一儿一女均为共产党员，已是单位骨干。

从毕业到现在，路生梅在佳县坚守58年。她创办了当地正规儿科，培养出50余名儿科专业医护人员，接诊病人无数，佳县半个县城的家庭都曾受她诊治。同学们都觉得，她能在那样的环境里扎下根来太不容易了，她从毕业那天起，就把自己献给了陕西佳县的老百姓，守着一方水土，护着一方健康，这份坚守非常难能可贵。同学们都打心底里佩服她，视她为学习榜样。

2025年，学校建校65周年之际，她回校参加高质量发展大会，我又见到了她，还有一直悉心照顾她的女儿。虽已年过八旬、刚做完白内障手术且心脏状况不佳，但她站在台上，精神还是那么好，眼神里依然有光。她说“生命不息，服务不止”，那句话特别打动人心。看着她讲述自己和母校的故事，讲到动情处还落了泪，我眼前好像又浮现出1963年她们刚入学时的样子——那么年轻，那么朝气蓬勃。真心希望她一定保重身体，别太累了。

1979年，我校招收首届硕士研究生50名，图为毕业答辩会

问：国家恢复研究生招收后，对首医产生了哪些影响？当时学校还有哪些培养人才的举措？

孙：1979年，国家恢复了研究生招生制度，这对高校来说真是一件大好事。首医当然也积极响应，一方面召回那些已经在工作岗位上表现出色的毕业生回来深造，另一方面也为许多在基层插队的年轻人提供了系统学医的机会。那时候，全校上下都热情高涨，忙忙碌碌却充满希望。

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报考的人里有很多特别优秀的学生。比如孙立哲，他从清华附中毕业后去延安插队，硬是靠自学掌握了不少医疗技术，在当地给乡亲们做手术、看病。我们学校把他招了进来。还有我们学校早年分配到外地的60级、61级、62级、63级的毕业生，像李世绰、卢奇他们，也都纷纷报考回来。这些人后来个个发展得很好，成了各领域的骨干。

除了研究生教育，那时候学校还办了一个中专系。这主要是面向那些高中毕业后响应号召去农村插队的学生——他们虽然没经过正规高考，但很多人非常优秀，也很有潜力。办这个中专系，就是希望给他们一个继续学习医学的机会，让他们将来能留在学校或者去大医院工作，成为推动医学发展的专业人才。那个年代，大家是真的想尽办法，让更多有志于医学的年轻人有机会成长起来。

问：谈谈首医中医系创建初期的情况？

孙：刚建中医系那会儿，真是挺难的。学生来自四面八方，有农村的赤脚医生，也有兵团里来的年轻人。大家的基础不一样，教起来得特别耐心。

老师也不够用。由于中医学习需要有古文（古汉语）基础，我们就四处寻找能教古汉语的老师，甚至从校外请专家来授课。我们的解剖课程也根据中医的特点进行了改进，力求让学生们能更好地理解和掌握中医知识。

当时，中医系只有我们三个老师，张光德，李传实和我。我们克服重重困难，根据学生实际情况和教学需要，选编专业教材，研究教学内容和方法，手把手地教他们中医知识。在中医73级后，接连又招了74、75、76级。

问：您戏称“自己是块砖，哪里需要往哪搬”，能否详细讲述您在首医不同岗位上的工作职责与贡献？

孙：后来，学校安排我参与首医的职工教育工作，那是一段忙碌而充实的时光。因为学校里的一些青年职工很多是从农村招来的插队青年，文化程度普遍不高。为了提升他们的文化素质，学校成立了职工教育办公室，我们请四十三中的老师来上语文、数学、物理、化学等课程。经过努力，职工的文化水平得到了显著提升。

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职工的学历问题又凸显出来。虽然他们有工作能力和实际经验，但学历仍然是个硬伤，导致他们在评职称、晋升等方面遇到瓶颈。于是，职工教育办公室又承担起了新的使命，就是将这些老职工的学历从高中提升到大专。这一次，我们送职工去党校学习，经过几年的努力，他们顺利拿到了大专学历证书。

后来，我调到校工会担任常务副主席，主要就是关心教职工的生活，了解大家的需要。谁家有困难，我们就协助申请补助；遇到子女入学、家庭矛盾这些事，也尽量帮忙协调。我们还组织文体活动，筹备召开了首届教职工代表大会，每年春节办茶话会，也组织过教职工无偿献血。

在校工会干了几年，我也到了该退休的年纪。不过学校又找到我，希望我能继续发挥余热，负责校产管理方面的工作。我想，只要学校还需要，我就接着干。就这样，我又踏上了一段新的路程。

问：作为首医发展的亲历者与见证者，对于首医的未来，您有哪些期望和建议？

孙：首医，作为首都的医学院校，肩负着为首都培养医学人才的重任。我还记得，当年因为形势需要，一批学生被分配到外地，但他们一直坚守基层，为人民的健康服务。这份精神，一直让我深受感动，也让我更加相信，医学这份事业，不仅是一份工作，更是一份托付。

我始终认为，首医之所以能够取得今天的成就，离不开老一辈领导、教师们的辛勤付出和无私奉献。他们为我们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树立了榜样，激励我们不断前行。

现在看着我们的学校发展得越来越好，我感到非常高兴。希望学校能继续保持这种良好的势头，不断努力，为首都乃至全国的医学事业培养更多优秀的医学人才。

（文稿已经受访者本人阅读订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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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1960年，学校将学生们分成 5 个班，其中 601 班、602 班、603 班、604 班的学生后来基本都分在医疗系，605 班的学生基本都分在儿科系。

[②] 冯佩之，1963年2月到1965年2月任北二医党委书记。

策    划：党委宣传部、党委教师工作部、离退休事务办公室、校长办公室

图    片：党委宣传部

口述整理：范佳丽

编    辑：王婉婷、刘晶轶、乔丹

统    筹：杨光明、李骥、李亚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