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日来，央视“寻找最美乡村医生”活动让乡村医生这个群体受到全社会的关注。作为我国农村医疗卫生网底的“守门人”，他们真实的工作、生活状态如何？当下的村民对于他们提供的服务又有着怎样的看法？为了寻找答案，首都医科大学的师生曾走进北京东北部的乡野村民和村医间，开展了长达24天的近距离观察。不久前，记录师生们收获和成果的新书出版面世。
　　“24天，我们经历过两次黄色预警后的大暴雨，经历过泥石流发生前的快速迁移，又遭遇了暴雨过后的道路塌方；经历过一辆面包车乘坐10个人的‘亲密无间’，经历过与苍蝇共享饭菜的一日三餐，更经历过‘睡凉炕全凭火力壮’的潮湿睡眠……当然，我们也经历了在天然氧吧里自在呼吸的惬意，经历了调研考察后每天睡前切磋交流的愉悦……”在首都医科大学卫生管理与教育学院院长王晓燕眼中，这24天的历练和收获，实非一本书所能承载。
　　去年年底，一本28万字的观察手记《雨润圆荷——医改背景下农村卫生实地观察手记》最终出版。首都医科大学2009级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专业研究生宋晓霞说：“在多次深入农村进行实地调研后，我懂得了用脚行走，用心感受。”
　　2011年7月，首都医科大学“医改背景下的首都农村卫生人力资源配置研究”课题组一行21人，带着简单的行囊开始了在北京东北部与河北毗邻的远郊区县3个乡镇的实地观察。他们走访了大大小小30个行政村，与27名乡村医生和108名普通村民朝夕相处，力图在乡村生活的柴米油盐、农耕养殖，行医就医的日日炊烟、天天复始的生活表象中，挖掘乡村社会对村级卫生人力资源的需求。这种近距离观察，用王晓燕的话来说，就是“换上一副农夫的眼镜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在她看来，她能做村医，也是几世修来的
　　课题组成员李亚明观察的是一位61岁的村医。她黑黑瘦瘦，满脸皱纹，还有点驼背。村医曾有一个幸福的家庭，村民都说那时候的她白白胖胖，和现在判若两人。7年前的一天，村医的丈夫因车祸突然去世，100天后，她大女儿又因煤气中毒去世。在接踵而至的打击面前，村医开始信佛了。没有患者的时候，她就在诊室里念佛。她感觉念佛后工作比以前顺利了。就算患者态度不好，她也会先想想自己哪里做错了。
　　每个月800元的补助，是村医一家唯一的固定收入。但身为医生，每天都要治疗病人，有时还会遇到抢救的情况。每到危急时刻，她不仅要快速控制住患者的病情，还要判断出最稳妥的方法。一次，一位老太太从县医院拿了药回来请她输液。她看了看，觉得老太太情况不太好，可能承受不了输液的副作用。另外，她又想到最近电视节目上播出的一起医疗事故，一时间就没同意给老人输液，建议去大点的医院看看。老太太回家不多久就吐血了，吓得一家人大哭起来。了解到这一情况，村医出了一身冷汗：多亏没同意输液，要是在输液过程中病人吐血，她一定是脱不了干系的。
　　“尽管风险每天都有，但就在平常的工作中，村医感受到了自己的价值。”李亚明说。村医跟她说起一件事：一天，两个孩子在村卫生室的院子里玩跷跷板，其中一个孩子不小心被一旁的铁棍子戳到胸部，出现了严重的憋气。这时，孩子们马上往卫生室跑来，叫村医帮忙。她帮孩子按了人中和颌骨穴后，小孩明显感觉症状减轻了。之后，她又招呼孩子的家长送医院治疗。讲到这一段经历时，村医欣慰地告诉李亚明：“连小孩都知道有事要赶快来找我。大家心里，是把我当成了一个依靠。”
　　“她很珍惜这种作为医生的体验。在她看来，能当医生本身就是一种福分。”李亚明说，“她给我讲了一个佛经里的故事：有个人一心想当医生，修炼了7世才最终成为医生治病救人，为大家解除痛苦。在她看来，她能做村医，也是几世修来的。”
　　医患关系本质上是一种道德关系
　　在村医的带领下，课题组的张晓荣和李珑来到一户低保村民家。家里的女主人在2007年突发脑出血，此后她半身不遂，只有在老伴的扶持下才能走路。
　　现在，看病是这一家人最愁的事。对低保户国家有政策，即除了新农合报销的比例之外，还可以再报销一部分，但必须是在政府购买服务的村卫生室等机构才行，而他们村的卫生室没有政府购买服务的。这意味着为了省钱，老人每次看病都要去更远的地方拿药、输液，有很多不便。
　　“你们在村医家呆过吗？”老人闲聊时问起张晓荣。在得知这些城里来的医学生在村卫生室已经考察3天后，老人就问起他们有没有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只要有人买药，村医都会用验钞机验一下来人给的钱。老人说刚开始她觉得很别扭，特别是村医拿起钱放进去那会儿，她浑身都不自在，觉得乡里乡亲的，怎么连这点信任都没有呢。村里慢慢变富了，但乡亲们之间的亲情却变淡了。
　　“梁漱溟先生曾说过，传统的中国社会是一个伦理本位的社会。今天到了村里，终于信了。”当听到一位女村医谈及自己对医患关系的理解时，课题组成员孙咏莉、宋晓霞不禁发出这样的感叹。
　　这位年届五旬的女村医和村民有着非常熟络的交往互动。她说，村医的德行、在村里的为人处世十分重要。“医患关系最本质的关系是道德关系，其次是邻里关系、诊疗关系，最后是亲戚关系”。孙咏莉感到：“她跟我们说话，就好像跟街坊邻居聊天似的，说起村里人还能指名点姓的。我突然体会到一种与医院完全不同的人际交往方式，一种熟人式的、完全开放的接纳方式，而不是我们所熟悉的冷漠而客套的交际方式。”
　　在3天的观察中，孙咏莉发现，一位病人是来拿创可贴，一位是拿葡萄糖，都是简单的拿药。村医说，以前她每天的业务量可以达到20~30人，现在只有2~3人，她的身份从一个享誉全村的医生渐渐变成卖药的，村卫生室更多地成了药房，而不是村民寻医问药的地方。看到村民从别处看病拿药，虽然她一再说“也很正常”，但她的眼神却分明让孙咏莉感到，这一行为深深地刺伤了她。
　　课题组成员彭迎春、孙冬悦在观察中发现，每天都有人来找村医拔罐。他们目睹了村医娴熟的走罐技巧及患者拔罐后轻松、感激的表情，更惊诧于每次拔罐后，村医都分文不取。村医说：“做村医，不能事事把钱看得太重，否则老百姓对你有意见。”
　　在观察中，彭迎春还发现，村医工作非常认真细致。村卫生室的药房里并列的两扇铁皮药品柜，上下左右四扇门上分别写着“零差报销”、“零差不报销”、“非零报销”、“非零不报销”，不同类别的药品在各个柜中摆放得极为整齐。
　　若不能在村民中建立信任，村民也不会找他看病
　　在紧邻京承高速公路的一户村庄中，课题组成员刘亮、赵然深入一户农家进行了为期一天的观察。村民是否具有隐私意识、村医是否会注重保护患者的隐私是他们在观察中特别留心的地方。
　　农家的女主人是一位中年妇女。她说：“我们农村大部分人没什么隐私意识，但现在的年轻人可不一样了。他们手机不离手，还常常担心别人看到手机里的内容，即使是自己的父母或兄弟姐妹也不行。”聊到村医对患者隐私的保护，她觉得“还行”，因为大家都是乡里乡亲的，几个人同时在一个门诊室坐着，听见也就听见了；打针时也有专门的房间，并且用门帘隔着，外面的人看不见。“我们也希望能规范些，像大医院那样排队叫号，但目前很难做到。”女主人快言快语。
　　“她的这一番话提醒了我们，我们或许对农村人的隐私意识有一种误读。”刘亮说。比如在村卫生室看病，村民只是行为上可以接受许多人同时看病，但多数人还是希望能有更好的条件。刘亮认为，隐私权得不到保护，一方面是意识不够，另一方面还与技术设置有关。从长远来看，村医保护患者隐私权的意识必须增强，因为村医的执业行为必须跟上时代的步伐，否则就可能被时代淘汰。
　　在和另一位年轻村医交流时，刘亮问：“在农村行医，最重要的是什么？”村医回答有两条：一是服务态度好，二是技术水平高。刘亮又问：“倘若这两条只能选其一呢？”村医不假思索地回答“服务态度好”。因为在农村，技术水平高固然是优势，但倘若不能在村民中建立信任，村民也不会找他看病。“村民的观念一时难以改变，村医需要适应并慢慢去改变，绝不能冒进。”刘亮说，“这位村医的回答让我突然想起，前些日子在别村考察的时候，发现村医竟然穿着白大褂在给村民看病。村医穿上白大褂看病在村民看来都是不太能接受的事，但对这位村医来说，他已经前进了一步，因为他已经把这看做一种工作习惯，村民们也普遍接受了这样的做法。看来，进步的空间不是没有，关键在于我们是否愿意作出改变！”
　　告别浮浅与浮躁，关注民生与公平
　　对课题组所有成员来说，这24天都是难忘的。彭迎春说：“我们在观察中，发现很多村医在没有充足的医疗设备和器械的窘境中，在没有经历规范系统的岗位培训的现实下，用自己兢兢业业的服务态度、倾心尽力的服务精神和较为熟练的中医诊疗技术，一直在坚守。他们在村中受到的爱戴和尊重既在我们意料之外，也在情理之中。”
　　宋晓霞说，在课题研究的过程中，她最大的收获就是逐渐意识到一名年轻人应当担负的责任。“我们这些医学生一直成长在校园中，知识的来源以他人传授和书本经验为主，经历简单、浅薄，缺少对生活的直观感受和丰富体验。这次深入农村的经历成就了我在科研学习中近乎蜕变式的成长，更让我领悟到面对平凡工作与职业理想时，态度所具备的重要力量。”
　　“在这个充满机遇、挑战、诱惑、浮躁的社会里，教师除了对生命、对学术负责外，更应该身体力行，率先垂范，教育学生如何告别浮浅与浮躁，关注民生与公平，做一个有良知、有责任感的卫生事业管理者。”王晓燕如是说。

        （ 《健康报》2013年1月18日 五版 记者 谭 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