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健康报》整版刊发报道

《今天，我们为什么要学习长征精神》

我校3位青年学子提笔抒怀、落笔明志

以学医之路回望长征征途

用临床实践深悟长征精神

让青年医者的坚守与信仰跃然纸上

诉说属于新时代医学生的长征初心

全文如下：

《让每一道疤痕变小变淡》

首都医科大学

2025级外科学（整形）专业

硕士研究生 陶敏佳

指导教师 王咏倩

陶敏佳因患者出院时非常满意而开心

以前，“长征”在我心中是课本里的雪山草地，是纪念馆中斑驳的草鞋，是一支队伍在绝境中仍努力向前的背影，直到走进烧伤整形外科，我才明白：对于医学生来说，长征并不遥远。

给患者换药，也给自己“换药”

第一次跟着老师参与救治重症烧伤患者，是在一天清晨。我在心里默念当天第一位患者的情况：大面积烧伤、感染风险高、生命体征仍需密切监测。住进重症监护室那天，他几乎是被火焰推到了生命边缘，而我们要做的，是把他一点一点拉回来。

一场换药常常需要一到两个小时。翻身、冲洗、清创、覆盖、包扎，每一步都不能急，也不能乱。手套里全是汗，弯腰久了背像被石头压着，结束时腰酸得几乎不敢立刻直起来。可老师只说：“今天很顺利。”起初我不懂，后来才明白，所谓“顺利”，不是指我们不累，而是指患者少受了一点痛，创面更干净了一些，感染风险降低了一点。原来，长征里“不怕任何艰难险阻”的担当，在临床里也可以是一次规范的创面覆盖、一次松紧适宜的包扎、一双在换药时始终稳住的手。

我原本以为是在给患者换药，后来才发现，也在给自己“换药”。我换掉了对创面的畏惧，换成对无菌操作原则的敬畏；换掉了只想尽快完成任务的急切，换成设身处地理解患者疼痛的耐心；换掉了学生式的旁观，换成“我能不能让他更舒服一点”的主动。现在我会在操作前蹲下身，轻声告诉患者下一步会做什么；会在他皱眉的时候停一停，问一句“现在最难受的是哪里”；也会在换药间隙和患者聊几句家常，帮他们从疼痛里稍微抽离出来一点。医学的温度，常常就藏在这些并不被记录进病程的瞬间里。

临床从来不是一个人的战斗

重症烧伤患者需要积极液体复苏，有时还需要输注血浆等成分血。临时需要血浆时，我从烧伤科一路小跑到输血科，再抱着冷冷的血浆袋返回病区。往返一天下来，手机步数轻松超过两万。有人开玩笑说，我比运动博主还自律，可我心里清楚，那不是“打卡”，而是“接力”。“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并不是墙上的标语，而是握在手里的一袋血浆，是脚下不敢停的一段路，是一群人为了生命奔跑。

长征不是一个人的远行，临床也从来不是一个人的战斗。重症烧伤患者的救治需要烧伤、整形、康复、营养、检验、输血、麻醉等多学科协作。作为研究生，我能做的事还很有限：记录病情变化，准备器械，观察引流，协助换药，及时向老师汇报异常。但也正是在这些看似琐碎的小事里，我学会了临床最基本也最重要的品质——实事求是。患者的创面不会因为一句漂亮话而愈合，生命体征也不会因为侥幸心理而稳定，只有尊重事实、团队协作，才能把风险降到最低。

最让我难忘的，是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她的腿部曾大面积烧伤，留下粗厚、挛缩的瘢痕，这些瘢痕不仅牵制着她的步伐，也一度束缚着她的自信和对未来的期待。因为瘢痕范围大，她需要分阶段手术。我来到科室时，她已经完成前两次手术，我参与了最后一次手术。手术中，我负责器械协助和手术记录。缝线穿过皮缘的瞬间，我忽然意识到，这次手术，并不只是对皮肤的修补，更是在为一个女孩修补尊严和重新面对世界的勇气。

前不久，我在门诊候诊列表里再次看到她的名字。叫到号后，她走进诊室，步子比我记忆中轻快许多。导师问她：“还记得原来什么样吗？”她笑着摇头，说：“已经不太记得了。”那一刻，我鼻子一酸。不记得，不是遗忘病史，而是她终于从疼痛记忆里走了出来，是拥有了穿短裙、奔跑的底气，也是医学把一个女孩重新交还给青春的证明。

理想信念不能只停留在口号里

我的“微长征”也发生在自习室和实验室里。白天在病房里发现的问题，常常会在夜里变成文献检索框里的关键词：为什么同样的伤口会形成不同程度的肥厚性瘢痕？成纤维细胞在不同力学微环境下会怎样改变表型？早期康复与心理干预如何更好地被纳入瘢痕综合管理？我开始跟着导师学习把临床问题转化为科研问题，把患者的真实需求转化为更可验证、更可推广的方案。实验失败、数据不理想、文献一时读不透的时候，我也会沮丧，但长征精神提醒我，真正的前进不一定是大步跨越，也可能是无数次重启后终于向医学真理靠近的一小步。

我渐渐明白，个人的成长并不只发生在一次次换药、一台台手术和一组组实验数据里，也发生在整个医学体系不断向前的脚步中。电子病历让诊疗记录更加规范，多学科团队让康复、营养和心理支持更早介入，互联网随访让路途遥远的患者也能得到持续指导……那些曾经听起来宏大的健康政策，最终都落在病房的一次查房、门诊的一次随访，以及把临床问题写进论文的过程中。

当然，烧伤整形并不是被浪漫化的医学。它有创面的气味，有浸透衣背的汗水，有漫长而反复的等待，也有病情波动时家属焦灼的眼神。在这样的专业里，我明白，理想信念不能只停留在口号中。它应当成为疲惫时仍愿意俯身查看创面的责任，成为面对患者焦虑时耐心多解释一句的温度，成为严格遵守无菌操作原则和医疗规范的自觉。

如果说九十年前的长征，是革命先辈用脚步丈量信仰，那么，今天，我的医路“微长征”，就是在临床中一点点校准初心。在这条路上，没有雪山草地，却有求知笃行；没有枪林弹雨，却有生命托付；没有万里跋涉，却有日复一日的坚守。让每一道疤痕都变小变淡，是我作为烧伤整形外科研究生最朴素的追求。

《在困难中前进》

首都医科大学

2024级中药学专业

硕士研究生 武子雅

指导教师 袁萍

武子雅在做实验时加样

实验室的日光灯管在半夜发出轻微的电流声，我盯着电泳槽里那片空白的泳道，重复多少次，已无力回想。没有条带，还是没有条带。培养箱里的酵母菌在黑暗中继续它们无声的代谢，而我在这个被离心机轰鸣声填满的房间，突然想起了奶奶给我讲的长征——她说红军当年在湘江边打得多惨啊，8万多人打得只剩3万多人，可他们没散，不断冲破敌军层层封锁，始终向前。那是我第一次把长征和自己的实验联系起来。

不知前路，但不能停下

2024年春天，我在实验室筹备本科毕业设计，正式开启课题研究，目标是在如同汪洋大海的转录组中找到能催化生成重楼皂苷Ⅰ的基因。“这个酶能把糖基精准地转移到特定底物上。”导师说，“但自然界里它们分散在各种植物、微生物中，有的耐热，有的耐酸，有的专一性极高。我们要做的，是找到那个既能在大肠或酵母中高效表达、又能识别我们目标底物的酶。”听起来像大海捞针，实际更难——针不会降解，不会形成二级结构，不会在PCR（聚合酶链式反应）时莫名其妙地出现非特异性扩增。

属于我的科研“长征”，从第一个基因开始。拟南芥的糖基转移酶，文献报道有活性。设计引物、PCR扩增、胶回收、酶切、连接、转化、涂板、挑菌、小提、测序，十步流程，我能闭着眼睛写出来。但测序结果回来的那天，我在走廊里站了很久——移码突变。第112位密码子后面多了一个A，整个阅读框全乱了。“重做。”我在记录本上写下这两个字，字迹重得划破了纸。 

第二个基因，第三个，第四个……夏天过去的时候，实验记录本已经写满了三个，我科研“长征”路上的火把忽明忽暗。最崩溃的是第九十七个基因，一个来自延龄草转录组的候选酶，PCR扩增完美，克隆测序正确，蛋白表达量也高，但活性检测是阴性，因为它不具备阿拉伯糖基化的功能，再怎么努力也是白费。 

实验失败的晚上，我从实验室收拾好残局后锁门离开，九月晚风裹挟着凉水河的水汽扑面而来，我又一次想起湘江——不是地理版图上的那条江河，而是历史课本中浸染热血的湘江。彼时的红军战士尚不知前路会迎来四渡赤水、飞夺泸定桥、吴起镇会师的曙光，心里只有一个信念：绝不能停下前行的脚步。反观此刻受挫的自己，至少还有反复尝试、重新再来的机会。

在无数个“应该可以”里，找到“确实可以”

真正的转折发生在第二百个基因之后。那天我离开实验室后，在电梯口撞见了师姐。“还在做实验？克隆基因吗？”她问的是我正在攻克的那个顽固基因，GC（核酸序列中鸟嘌呤G和胞嘧啶C所占的比例）含量高达67%，每次PCR都拖尾弥散。

 “嗯，试了几种高保真酶，都不行。” 

“你试过touchdown PCR（降落PCR）吗？” 

“试过了，退火温度从65摄氏度降到55摄氏度。” 

“那引物二聚体呢？” 

“加了DMSO（二甲基亚砜），也试过甜菜碱……” 

师姐沉默了一会儿，突然说：“看来，原来的路走不通了。”受到启发，我返回实验室重新设计引物，把扩增区域分成三段，做融合PCR。下午三时，当我在凝胶上看到那条清晰单一条带时，窗外的阳光正好斜射进来，在地板上投下一道金色的光斑。我突然理解了什么叫“实事求是”，不是口号，是在无数个“应该可以”里找到那个“确实可以”。 

这个基因后来表达出了有活性的蛋白。虽然催化效率不高，但它证明了我们的筛选策略是可行的。我在实验记录本上画了一个小小的五角星，就像红军战士在地图上标记攻克的山头。

深夜，跋涉在属于我的“草地”

去年冬天，项目推进至酵母工程菌构建阶段。这不像克隆单个基因那样有明确的对错——菌株构建是一个系统工程，启动子强度、拷贝数、代谢流平衡，每一个变量都像一个泥潭，踩进去就拔不出来。我的任务是搭建一个能同时表达三个外源基因的菌株。这听起来简单：把三个基因分别连到不同质粒上，共转化进酵母。但酵母的密码子偏好性、质粒的稳定性、基因之间的相互干扰，让这个项目落地困难。 

第一次转化后，菌落在筛选培养基上长得很好，但HPLC（高效液相色谱法）检测不到目标产物。我排查了两个月，发现其中一个启动子在酿酒酵母里工作正常，但在我们的底盘菌解脂耶氏酵母里，启动子识别序列有差异。我既沮丧又庆幸：沮丧的是两个月白干了，庆幸的是终于找到了方向。 

那段时间我养成了深夜独自做实验的习惯，当整层楼只剩下我和培养箱、摇床、色谱仪时，我能听见自己的心跳，能听见移液器吸取液体时的轻微咔嗒声，能听见冰箱压缩机启动时的嗡鸣。这些声音构成了我的“草地”，泥泞、寒冷、看不到尽头，但每一步都是真实的前进。

看不见希望的时候，依然保持行动

在克隆出疑似具备阿拉伯糖基化功能的基因时，我对它没抱太大希望——GC含量适中，它和其他的糖基转移酶不太一样，具有一段跨膜结构域。我花了三周时间优化RTPCR（将RNA的反转录和cDNA的聚合酶链式扩增相结合的技术）的条件，又花了一周做DNA扩增补齐开端。当测序结果确认序列正确时，窗外的玉兰花正在开放。 

蛋白表达也不顺利。可溶性表达得很差，但是其上清液有活性，最惊喜的是它对目标底物的识别特异性。但几次重复均没能成功复现当时的实验结果，后来我选择在酵母体系里表达基因，令人惊喜的是，检测结果中出现了产物峰。 

我站在HPLC仪前，看着屏幕上那个尖锐的峰，突然想起奶奶说过的话。她说长征胜利不是因为红军的武器比敌人的更精良，而是因为他们比敌人更能坚持，更能熬。“熬”不是消极的等待，是在看不见希望的时候依然保持行动，是在每一次失败后都能重新整理行装。 

现在，我的实验记录本已经写到了第七册。第二百五十一条基因不是终点，我们的目标是构建一个能高效合成稀有糖苷的酵母细胞工厂，这条路还很长。但我不再害怕重复——每一次PCR都是一次新的出发，每一束深夜的灯光都是长征路上的星火。

上周，导师让我带一个本科生做基础实验。我教她画质粒图谱，教她计算退火温度，教她在胶回收时如何判断条带的位置。她问我：“师姐，你每天做这些重复的工作，不觉得枯燥吗？”我给她讲了湘江战役的故事，讲了遵义的灯火，讲了雪山和草地。我说：“你看这些离心管，每一支都装着一个可能；你看这些培养皿，每一个菌落都是一次胜利。这就是属于我们医学生的新时代长征。” 

九十年前，红军用双脚丈量了二万五千里；今天，我用移液器和离心机，在微观的尺度上完成着自己的“长征”。两件事不同，但精神的内核一样：承认困难，直面困难，在困难中前进。我的“长征”还在继续。

《从〈系统解剖学〉出发》

首都医科大学

2022级临床医学（“5+3”一体化）专业

本科生 李逸粼

指导教师 康佳璐

李逸粼参加专业技能素质训练

九十年前，红军战士自瑞金启程，一步步走向陕北；九十年后，我以一本《系统解剖学》为起点，开始属于自己的医学“长征路”。“精诚勤和”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的院训，更是我求学路上恪守不变的准则。

一次次跌倒又爬起

第一次在解剖标本馆里辨认神经血管，为了找准迷走神经，我对照图谱用手指在标本上反复描摹比对，直到闭馆铃声响起，才惊觉天色已晚。那些日子，我认真完成每一幅组织胚胎学的绘图作业，每一笔都承载着我对生命奥秘的敬畏。

有人说，基础医学枯燥难懂。可我知道，这些看似与临床隔着千山万水的知识，恰恰是一名医生最深厚的根基。就像战士们磨枪擦剑、学习战术，那些日复一日的积累，正是为了在未来战场上少流一滴血、多打一场胜仗。最难忘的是备考的日子，生物化学错综复杂的代谢通路让我感到挫败，药理学海量琐碎的知识点背得我头晕目眩，但每当想起长征途中红军战士边行军边学习、在油灯下讨论战略的情景，我便重新翻开了课本。

如今回头再看，那些挑灯夜读的深夜，那些被翻皱的课本，那些反复背诵又反复被遗忘的知识点，早已在一次次跌倒又爬起中，筑成了我从医之路上不可动摇的基石。

读懂“紧紧依靠人民群众”

大三进入临床见习，我第一次穿上了白大褂，走进眼科诊室。那一刻，我没有想象中的意气风发，只剩忐忑紧张——终于要面对真实的患者了。

我的“第一次”并非独立问诊，而是站在主任身后，静默观察。诊室里的节奏快得像行军，老师问诊、检查、下诊断，行云流水；患者一个接一个，问题五花八门。我手里攥着笔记本边听边记，生怕漏掉一个细节。

在观摩门诊的日子里，我渐渐练就了“侦察式思维”——看到睑板腺功能障碍的患者，会警惕泪膜的脂质层是否异常；听到患者主诉“晨起眼干加重”，会警惕免疫系统相关疾病。课本上那些孤立的知识点跳出了纸面，在诊室里活了起来，像散落的珠子被临床实践这根线串成项链。

我开始尝试解答患者的疑惑。一位老奶奶拿着干眼检查报告单焦急地问：“我这眼睛还能治好吗？”我蹲下来，用她听得懂的话解释：“奶奶，这就像是眼睛里的‘小河’变浅了，但还没到断流的地步。咱们通过热敷、滴人工泪液，可以慢慢把‘河水’养回来。”老奶奶松了一口气，握着我的手说：“小大夫，你讲得明白，我放心了。”

那只手让我突然理解了长征精神中“紧紧依靠人民群众”的深意。在诊室里，“紧紧依靠人民群众”不是口号，而是蹲下来的姿态、通俗化的语言、为患者多想一步的细心。患者不是“病例”，而是“人”——以患者为本，以人为本，这个在课本里读过千百遍的道理，直到那一刻，才真正刻进了心里。

从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

如果说课堂和诊室让我学会了“跟跑”，那么科研让我开始尝试“领跑”。

大四那年，我有幸加入注药中心的临床队列研究，建设“一站式注药中心”。起初是在诊室里为每一位入组患者进行标准化的干眼检查：非侵入性泪膜破裂时间、泪河高度、睑板腺评分……这些工作看似单调，却容不得半点马虎。我为自己定下了“零差错”的标准——检查时反复向患者叮嘱正确的姿态，录入汇总数据前核对三遍，缺失数据绝不编造。

当我第一次独立操作非侵入性泪膜破裂时间检测，看着屏幕上泪膜破裂的实时图像，那些课本上的抽象概念突然变得具体而生动；当我快速而轻柔地翻出患者睑板腺，在红外镜头下观察腺体的形态与开口，我感受到的不仅是技术的熟练，更是一种责任和担当——眼前这一份份数据，终将汇聚成推动学科进步的河流。

如今，临床队列研究已初步建成，我开始参与数据分析工作。从设计研究方案到实地收集数据，从建设队列到分析临床问题，这条科研之路没有现成的地图可以参照，我们只能根据实际情况，一步步摸索、调整、优化。由此我深刻体会到长征精神中“独立自主、实事求是”的分量——不盲从、不照搬，一切从实际出发，走出属于自己的路。

九十年前，红军战士用鲜血和生命托举中华民族的曙光；九十年后，我们用专业和仁心守护人民眼底的光明。回首我的医路“微长征”，我深知自己离“精诚勤和”的境界还很远，但我会继续循着长征精神的指引，一步步向前走，走向每一双眼睛里的星辰大海。

排版：刘晶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