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宣武医院创建伊始，刚刚从北京大学医学院医疗系毕业不久的汪家瑞就来到大内科工作。如今50多年过去了，当年风华正茂的小伙子已成为满头银发的和蔼老人。汪家瑞教授无怨无悔地奉献着自己的青春与心血，已过古稀之年的他至今仍奋斗在他所热爱的岗位上。

作为医生的他

　　一位69岁的老人握着汪家瑞教授温暖的手，充满了感激之情，他庆幸自己不但及时得到了著名专家的诊治，而且节省了一大笔开支。原来，这位患者是特意从安徽来京向汪教授求助的。谁知，这一天汪教授并不出诊，可是平常习惯一有空就过来看病人的汪教授被这位经济拮据的患者撞上了，于是幸运地省却了在京等待汪教授出诊的时间，花费也就省了不少。像这样的事情，在汪教授那里数不胜数。如今已经七十多岁的他还每日穿梭在门诊、病房、监护室、示教室之间。“我没有自己的时间，我的时间都是医院的、病人的，除了有其他重要的会议或者会诊以外，我都会在医院。”汪教授说。
　　汪家瑞教授1949年进入北京大学医学院学习，是新中国的第一批大学生。1955年毕业后分配到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内科工作，1958年调至新创建的宣武医院。他在心血管内科领域有较高的造诣，擅长诊治冠心病、高血压、心肌梗死、心律失常、心力衰竭等心血管疾病,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是国内著名的心血管疾病专家。
　　汪家瑞教授从入学之日起立志献身医学事业，治病救人，“医者乃仁术”、“从医先做人”、“一切诊断与治疗措施必需以病人的利益为前提”几句话，浓缩了他一生的高尚医德。50多年来，在汪家瑞教授的从医历程中处处闪现着他巨大的人格魅力，他见证了新中国医学事业从无到有，从简陋到繁荣的过程，并将他自己的全部精力奉献给了创建和发展新中国的医学事业。
　　汪教授广博的学识，精湛的医术，敏锐的思维，深刻的见解，雄辩的口才，令大家深深地敬佩和陶醉。从东北的哈尔滨至中国桂林的南溪山，从条件优越的大医院至条件恶劣的援越后方，无论是高烧抽搐的恶性疟患者，还是呕着鲜血的肝硬化患者；无论是衰竭的感染性中毒性休克患者，还是端坐喘息心力衰竭的患者，都传播着他使患者起死回生传奇的故事。凡是他工作过的每一片土地都撒下了他辛勤耕耘的汗水。

作为老师的他

　　80年代中期，汪家瑞教授被国家教育委员会直接任命为博士生导师后，担任了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教学副院长，首都医科大学第一临床医学系系主任。汪家瑞教授注重强化教学意识，强调教学医院是医科院校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由大学生转化为医生的关键环节，是医学生最终成才的地方。他注重培养优秀师资力量，要求高年资医师在教学一线担任授课及实习带教，同时讲师名单也要上，汪教授要亲自审查。同时，他以身作则，亲自授课，直到目前他仍然工作在教学一线。在他看来，老师要毫无保留地将自己所知道的教给学生，懂得培养人才的老师才可以称得上是一名称职的老师。
　　对于临床医生的培养，汪家瑞教授自有一套自己独特的办法。每周一次的主任查房如同年轻大夫们的“周考”。汪教授查房时，会认真查体，检查病历，向主管大夫提出一系列的问题。这个过程就如同医师考核一般，让年轻大夫紧张不已。他们往往会在头天晚上就开始复习病历，想主任可能问到的问题。第二天，如果主任的提问没有答上来，面对严厉的汪教授，还真觉得脸面无光。对于病历，汪教授也是有很高要求的，有时候大夫也许会因为问诊不够详细而重写两三遍病历。
　　对待学生，汪家瑞教授可谓是恩威并重。他严格把关每一位学生的开题报告、研究方案。学生们一遍遍地进行修改，直到汪教授认为没有什么欠缺为止。在这之后，汪教授就放手让他们去做，给予他们充分的信任、支持。但每当学生出现困惑或是需要指导的时候，汪教授就会出现在他们的身边，细致耐心地帮助他们。研究成果成文后，汪教授也是反复审查，确保文章的质量。让大家更为感动的是汪家瑞教授在与人合著书籍或是与人合作搞课题研究的时候，总是习惯把自己的名字署在别人后面，他豁达地说：该有的荣誉我都有了，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在大家的身后鼎力相助，荣誉应该是年轻人的。
　　他注重学生的心理素质、心理特征和认知规律，他要求学生“从医先做人”。他会理解、倾听、激励和赏识学生，课堂上形象的语言、生动的实例时时激发学生和医师的兴绪和思维。研究生们从导师那里学到的不仅仅是医学知识，还有科学的方法、严谨的学风。

80年代末90年代初，伴随着改革开放，对外交流不断增加。汪家瑞教授不仅派出高年资医师去国外进修，还采取请进来的方法，邀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新英格兰医学中心、华盛顿州立大学的知名教授来医院讲学，示范查房。
　　汪家瑞教授共培养硕士、博士、博士后20余人。现在他们都已成为各领域的骨干，有的还在国外成为临床医师。有的学生回国时，会来找恩师汇报在国外学习的情况，与恩师交流学术，这是汪教授颇为欣慰的一件事。

作为科室主任的他

　　1976年，汪家瑞教授担任了大内科主任的职务。为了科室的建设，他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辛劳。在国家百废待兴的年代，正是汪教授为宣武医院大内科制定了未来发展的方向，奠定了今天完整、和国外同步的内科学科分科，培养了一批基础扎实、专业方向突出的学术带头人。
　　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汪家瑞教授竭尽全力组建内科循环、呼吸、消化、内分泌、血液、风湿免疫等专业组。为培养提高科室人员的专业水平，培养师资，建立完整的人才梯队，他多方奔走努力，争取到多个国内外进修学习的机会、名额。汪教授先后派出了俞乃昌、师树英、张泰昌、韩恩海四位高年资医师前往美国、日本进行为期1-3年的进修学习。四位医师回国后在各自学科中担当重任，成为医疗教学工作的骨干和学科带头人。同时抽调多名中青年医师分赴协和医院心内科、内分泌科，阜外医院，北大医院肾病免疫实验室以及南京军区总医院肾病科等进行为期一年至一年半的进修学习，为各专业科室的建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为了完善专科工作条件，带领大家建立了与之相对应的风湿免疫实验室、内分泌实验室、内镜实验室以及血液实验室。一改数年来单一大内科的局面，为今后各专业的发展及人才的培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0世纪80年代末，心脏内科由原来大内科的一个专业组正式独立为一个专业科室，汪家瑞教授改任心脏内科主任。作为新成立的科室主任，在院领导的支持下，他带领科室人员扩大科室规模、增加临床床位，率先建立了心血管监护室。建立导管电生理实验室和高血压实验室。电生理实验室在市属医院中首先开展安装国产体外永久起博器，也使宣武医院成为最早安装进口埋藏式起博器的医院之一；应用计算机逻辑平均法实时提取希氏束——浦肯野氏纤维电位图；在心内科引进Seldinger导管技术。
　　随后他又投入了大部分时间、精力，创建高血压实验室，从最初的三间小屋，一台高压液相色谱仪开始干起，亲自物色挑选实验室工作人员。邀请从美国学成归国的青年学者，作为实验室负责人。又从外单位选调了两名思路开阔，技术成熟的技术人员与之配合。加上原有的医生、研究生组成研究团队，使心内科高血压实验室成为国内最早开展心钠素研究的单位之一。在国内最先建立了高灵敏、高特异性的心钠素放免测定方法和人尿心钠素的测定方法，最早建立了局部RAS的测定方法。提出人心钠素排泄分数的概念，并在中药中发现了心钠素降解抑制物。在国内外首次报告了在人类白细胞中发现血管紧张素Ⅱ样物质。首次揭示心脏老化过程中局部RAS的衍变规律。在此基础上独立承担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及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科研项目，与北大生理系心血管基础研究所、阜外医院合作共同完成了国家八五攻关课题，八年中完成并发表论文80余篇。

作为学者的他

　　如今，汪家瑞教授已经年逾古稀，但他仍旧不断吸收新知识、新观念。如果有人想知道国内外学术界有什么新进展，问他准没错。大家说，汪教授是一个很学术的人。对于某一疾病提出新观点的时候，他的开头从来不会是“我认为”，而是会举出很多国内外的最新研究结论，证明自己的观点。严谨的话语、丰富的知识让大家很是信服。
　　多年来，汪家瑞教授笔耕不辍。自1976年起共在学术杂志上发表论文110篇，主编参编教材多部，参与编写《实用高血压学》、《今日高血压》等专著3 部；领导高血压实验室和电生理室获市级科技进步奖24项,多次获得北京市科技成果奖。
　　汪家瑞教授同时兼任中华医学会理事、中华医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华医学会组织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华内科学会常务委员、北京医学会理事、北京内科学会副主任委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学科评审专家组成员，被评为北京市有突出贡献的专家；担任《首都医科大学学报》副主编，《中华内科杂志》、《中国循环杂志》、《北京医学》杂志编委，《心肺血管病杂志》特约编委。
　　淡泊名利、豁达开朗的汪家瑞教授将自己的大半生都奉献给了医院、病人和学生，唯独没有给自己留下些什么。然而，他又是最富有的人，因为宣武医院内科、心内科的每一名医生都是他的财富。面对自己所取得的成就，汪家瑞教授看得很开，让他记忆犹新的是他重病时身边无数个病人、同事送来的花篮和夜里争相守在他床前的学生；科里老少团聚在一起为他举办70寿宴……
　　白发——记载着逝去的年华；皱纹——刻印着生活的图画；微笑——凝聚着理想的欢悦；眼神——闪动着智慧的火光，这就是我们可亲可敬的汪家瑞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