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头看，年近古稀的徐群渊教授在高等教育战线上已经奋斗了四十多年了，四十多年来他一身单薄，却担负着沉甸甸的责任和重担：三尺讲台上他是学识渊博的传道者，解剖学、神经生物学界他是知名专家；他是中国解剖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神经科学学会副理事长、北京生物工程学会副理事长、国际解剖科学会（IFAA）执行委员兼副秘书长、亚太解剖科学家组织（APICA）执行委员；还是若干大学的名誉博士或名誉教授。
　　无论在做什么，他一直践行着自己的诺言——为祖国、为民族、为医学作出奉献，从奉献中得到锤炼、成熟、提高和愉快。

　　严谨治学，教育事业的奉献者

　　1963年，徐群渊毕业于北京医学院（现北京大学医学部）医疗系，同年到北京第二医学院（现首都医科大学）工作。学校初建时，教学条件不足，时任助教他自己出钱购买外文图谱，还发挥绘画特长，绘出各种图解和练习题，亲手制作标本、模型和挂图。每次解剖课之前，他都会把自制和买来的图谱放到解剖台边，给学生带来生动直观的参考形象。

在徐群渊的眼中，三尺讲台就是教师表演的“舞台”。为此，他要求自己做到集“编剧、导演、演员”于一身，能够与学生即“观众”互动，通过满足“观众”求知要求和科学规律来“征服观众”，通过“舞台”的魅力来展示学科的重要性，力求授课要有丰富的信息量、严格的科学性和生动的趣味感，着重提高“观众”的“悟性”，而不是一味地“满堂灌”。
　　人体解剖学是研究正常人体形态结构的学科，在医学领域中发展最早，基础性和经典性最强，同时也是医学教育中学时最多、最繁重、最重要的专业基础学科。徐教授的解剖课不是枯燥的专业知识的传授，其中融合着哲学、文学、美术、历史等等内容。每次，初进徐教授课堂的新生们看到他在黑板上娴熟地画着形象、准确的解剖图时都会惊讶得瞪大了眼睛。
　　他经常对他的学生们说：“你们不是单纯的学生，而是一名光荣的医务工作者。你们已经肩负起“救死扶伤”的光荣使命，已经选择了吃苦、危险、拼搏和奉献。你们通往成材的道路将充满艰辛，将面对痛苦人群的鲜血和眼泪。你们会因学识不足不能满足人们期望而苦恼，会不断遭遇各种致病因素的袭击，会深感时间太少而放弃娱乐和休息。然而，你们会因攻克一个科技难关而激奋，会为治愈一个病人而愉悦，会为积累一点经验而充实。总之，你们都会为成为一个称职的医务工作者、一个“白衣天使”而感到无比骄傲。”
　　每当新学年来临，研究生们必听的一堂课就是徐群渊教授讲授的“如何当一名合格研究生”。从国内外的教育发展到导师的评价标准，从当好一个研究生与当好一个本科生的区别到如何摆正研究生教学过程中的新型师生关系，徐教授的课程告诉学生，他们与导师不仅仅是师生，也是关系亲密的战友。在指导学生过程中，他特别注重学生人品、素质、治学和创新思维的培养，鼓励同学们淡薄名利，热爱科学，为国家、为民族争气。

　　开拓创新，教学改革的践行者

　　上世纪后半叶，作为生命科学主要支柱的神经生物学获得了飞速的发展，医科院校开设神经生物学课程成为21世纪教学改革的重要内容。为此，徐教授与校内外知名专家一起，积极讨论、编写出了多部具有不同特色的神经生物学教材。神经生物学进展迅速，每学期徐教授都会花费大量时间，广泛搜集神经科学的最新进展和国外的教学资料，反复更新媒体教材和课件，还把课件发到学校网站供同学们学习、拷贝，他编写的教材和多媒体课件都获得了北京市教学成果奖。
　　在徐教授和其他专家的努力下，首都医科大学在全国较早的开设了本科生神经生物学课程。在逐年总结经验的基础上，他力主在形成课程的本科教育特色即新颖、精炼、交叉、通俗和实用上下功夫，本科生神经生物学课程在理论课和实验课方面都加强了培养学生科学思维和创新能力的内容，逐步形成了一套完整架构，正在逐渐形成学校教学的特色。徐教授对神经科学的热情也激发了不少学生愿意毕生投身神经科学事业。
　　在人体解剖学教学中，徐教授突破传统理念，在教师和学生中树立解剖形态科学发展在生物医学领域进步中的重要性和特殊作用，提高教师和学生在解剖科学中应用高新技术的积极性。他主张教学从内容和体系上应更适合临床实践，积极引进、吸收国际上最新的教材和教学理念。除自编讲义、教材外，他参与了两版（一、四版）人体解剖学的全国统编教材编写，主译了世界知名解剖学巨著《格氏解剖学（Gray's Anatomy）》39版。在学校里努力推动学位课程的改革，坚持以生命科学当代最新科学知识来武装学生，以致培养的学生能够连年获得学校优秀博士毕业生称号。
　　创新不仅仅是创造新事物，好的传统能够恢复也是一种创新。“等级森严”是医学教育尤其是临床医学教育的优良传统，强调的是医学的传承与层级负责，如严格的查房制度与学术上的深入讨论等等。“我们在创新的同时也要认真恢复医学教育中的优良传统”，徐教授这样说。

　　精勤广博，学科领域的带领者
　　“做一名教师的前提是要有研究能力，给予学生‘一桶水’，自己要先有‘十桶水’”，徐群渊用实际行动印证着这句话。
　　上世纪八十年代，专门研究揭示脑结构和功能奥秘的神经生物学快速发展，1988年10月，市卫生局决定于首都医科大学成立北京神经科学研究所，由徐群渊教授任所长。初期的研究所几乎没有像样的仪器，全部工作人员只有四、五人，徐教授白手起家，寻找合作伙伴，一点点的添置设备，终于在1993年，研究所由北京市教委定为北京市重点建设学科，并于2001年被批准为北京市重点学科和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北京神经再生修复研究重点实验室)。在徐教授的带领下，如今的北京神经科学研究所已拥有数十名专家教授及技术人员，获得了大量国家级、市级科技奖项，在国内外期刊发表文章数百篇。
　　作为人体解剖学界（曾任两任中国解剖学会理事长、现任名誉理事长）和神经科学界（曾任中国神经科学会副理事长）知名的学科带头人，年事已偏高的徐群渊教授仍然勤恳地耕耘在教学科研第一线，为这两个学科的建设花费了很多心血，为首都医科大学神经生物学科获得国家级重点学科及人体解剖学科获得北京市优秀重点学科做出了很大贡献。
　　谈到教学、临床医疗与科研工作在时间、精力上的冲突，徐群渊教授有着自己的见解。在他看来，由于人的精力有限，如果处理不好教学与科研的关系，二者便会产生对抗。教师首先要在思想上认清自身的工作，高校教师的前提是有研究新事物的能力，而不是单纯的教现成的东西。科研是教学的基本要求，辛苦是一定的，但思想不能停歇。为什么有的人医疗、教学、科研样样出色，因为他们把大量的时间融化到了24小时当中，这对平日工作繁忙的医务工作者来说非常重要。其次，我们要学会团队协作。一个人的精力毕竟有限，无法顾及事情的方方面面，如果他的团队协作能力较强，那么他在单位时间内同时解决科研和教学的能力就强。另外，若想在科研教学工作中做到游刃有余，靠的是深厚的科研、教学功底，这就需要勤奋的积累。
　　四十余年的医学教育生涯，徐群渊教授的发间已经满是银丝，但讲台上他神采奕奕，他为祖国培育优秀医务工作者的信念从未动摇。他常对学生说：“成材和奉献、收获和付出是矛盾的统一体。要把获取知识溶汇到奉献中去，要时刻牢记对祖国、对民族、对医学做出奉献的宗旨，从奉献中得到锤炼、成熟、愉快和提高。肯不肯奉献是能不能成材的关键，这是正确树立为人民服务世界观的问题。”这就是徐群渊教授长期孜孜以求的动力。
　　徐群渊清素可风却荣誉不菲。他获得过北京市劳模、教育部优秀科技工作者、全国师德先进个人、“孟二冬式”优秀教师以及人事部和北京市突出贡献专家称号。如今，他的学生遍布世界各地，有的已经成为博士生导师，数十年兢兢业业的耕耘，他在医学殿堂里撒下了一路芬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