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忠镐]甘为孺子牛
各位领导、各位同事,同学们:
我是一名普通的医生,一名普通的教师,现在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血管外科工作。在四十多年从医从教生涯中,我最为信奉的一句话是: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我体会孺子牛精神就是“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就是鲁迅先生提倡的救国救民于水深火热之中的高尚情操,就是日以继夜的无私奉献精神。
我的祖籍是浙江省杭州市一个山清水秀、人杰地灵的小渔村。然而,我的童年看到的却是秀美山河遭受日寇铁蹄的践踏,经历的是一次又一次在死亡线上的逃离。那种日子,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锻炼了我坚强不屈、爱憎分明的性格,对敌人满腔仇恨、对被欺凌的同胞和病人无限同情。当我踏入我国医学界最高学府——协和医学院时,我决心将一生奉献给这个崇高而神圣的职业,为挽救病人的生命、减轻病人的痛苦尽自己一分力量,做一名好医生。在“文革”中,我响应毛主席把医疗卫生工作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号召,主动要求到大西北扎根。临行前,在协和医院为此而成立的“六二六”病房,也就是“贫下中农”病房,经历了两年多的考验,积累了在艰苦条件下为疑难重症、贫穷病人进行治疗的经验,加深了对病人的深情厚谊,技术上也得到了极大的提高。随后在大西北锻炼了一年多,爱心和技术更是提高。1979年,作为“文革”后我国第一批公派出国人员,我被选送到美国杜克大学和北卡罗纳大学,以访问学者身份进行基础和临床研究。我如饥似渴地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经验,很快得到了国外专家的认可。两年后,我拒绝了优厚待遇的诱惑,谢绝了国外的各种邀请,毅然回到了祖国。
我在行医、从教的过程中,十分重视医德,并经常告诉学生要在理解、同情、一丝不苟和千方百计治病的过程中培养良好的医德。在这一点上,我有幸得到许多德高望重的老一辈医学专家的指导和关怀,如我国外科学奠基人裘法祖院士几十年来对我的言传身教,已故吴英恺院士、曾宪九教授对我手把手的悉心教导和帮助,使我更加认清了做学问首先要做人,做医生要以患者为中心的原则,正如裘法祖院士所说的“德不近佛者不可为医”。
在几十年的临床工作中,我遇到过各种各样的疑难杂症,面对患者被疾病折磨的痛苦,面对患者辗转求医和一贫如洗的状态,我充满了同情,也坚韧不拔地要以最大的努力、最小的经济代价,挽回他们的健康。1995年,浙江温州一位消化道大出血和大量腹水的患者生命垂危,我以由我发明的一种血管重建术使其获得新生,术后患者欲坐长途车回家,千里奔波易引起血管阻塞,使前功尽弃。我千方百计凑钱为病人买了机票,两年后患者还把钱寄了回来。前些日子,我去浙江大学附属儿童医院会诊4岁患儿,每天引流腹水2000- 3000毫升,病儿已住院5个月,花费已数十万,奄奄一息,我成功救治患儿,并主动要求免掉会诊费。昨天下午二点半,我正在准备发言稿,电话响起,某医院手术台上病人大出血,无法止血,患者生命危险。我立即放下手头工作,自己打车前往,紧张、危急、困难,以医德和医技迅速解决问题,病人转危为安。更多的疑难杂症病人接踵而来,我都认真地接待,并告诉我的学生,不管是什么病人,不管是什么样的病症,也不管有没有钱,都要一视同仁,尽全力去救治,决不能厌烦,更不能敷衍。
光有爱心,没有奉献、不勤奋、不付出是绝对不行的。我始终靠的就是两条:一是笨鸟先飞;二是以2~3倍的辛勤工作换取优质效果。我的时间表是以患者为中心的,从没有认为自己在加班,也没有节假日这一概念,医院给我分了房子,我根本无暇去看,甚至大年三十晚上也常在医院度过,不是我不爱我的家庭,而是更多患者需要我。晚上睡觉,脑子总是在思考这样或那样治疗中存在的疑难问题,因而常有灵感或“火花”的闪现,不管晚上几点,必须立即起床将灵感记下,并很快用于实践。
我参加国际学术会或者出国会诊,出国50多次,去过许多国家,但开完会或看完病人就走,几乎没有旅游。我去过日本16次,可从没有去看过富士山。总是从头到尾参加学术会议、并在会议中与同行进行深入的学术探讨或干脆与国外同行同台手术,努力探索更多更先进的东西。有人说我傻,可我觉得良机难得。每次回国,我大多是首先直奔医院,从不顾及时差造成的疲劳和不适,因为许多患者望眼欲穿地盼着我的归来,见到我他们就放心了。有一次,下飞机才15分钟,就紧急赶往北京医院进行了连续14小时的抢救,使腹腔内有3000多毫升出血的老人得到新生。
病人除了要求医生要有良好的医德、有爱心、肯勤奋之外,还要求医生要有高超的医术。因此,一个医生必须要从医疗实践出发,不断地去思考,去探索。首先要勤于实践,而且最重要的是,一辈子都要动脑筋。我经常给学生讲如何用毛主席的“矛盾论”、“实践论”和“老三篇”去解决问题,告诉他们必须抓住主要矛盾,一切问题才能迎刃而解以及真知来自实践的道理。
多年来,为了治疗一种疾病,我做了许多科研工作,进行了大量动物实验,光是实验用犬就用了600多条。但不管有多少实验,在医疗上要达到100%成功是不现实的,为获取最理想的治疗结果,我对自己和我的学生要求:1,根据不同病情制订不同的治疗方案,认真思考,全面分析,抓住个体差异实施针对性的治疗;2,即使是完成最简单的手术或者已是很熟练的手术,也要如做第1例一样认真和仔细;3,作为外科医生,更艰巨的任务是对患者术后严密观察,科学管理。在实践中还必须勇于探索。医疗上疑难杂症太多了,面对疑难杂症,是推诿?放弃?还是迎难而上、坚定地去救治?前者能让医生过得很轻松,活得很潇洒;后者会使医生很辛苦,如牛负重,还如履薄冰,可二者对医生和患者的结果是迥然不同。我体会,正是由于有困难,才要运用医生多年实践中积累的经验去思考,才能迸发出灵感、启示、火花和创意,才能促进思考,带来成功的喜悦,发现规律性的东西。
布加综合征是一种肝后段下腔静脉病变导致门静脉和下半身静脉高压的临床征候群。病人出现呕血、大量腹水、肝脾肿大、食道静脉曲张、下肢肿胀、皮肤溃烂症状,非常痛苦。我在协和医院工作的前期,权威教科书关于这一疾病的描述只有简短的一段话,对它的认识十分粗浅。面对死亡率高达90%的病人,我和我的学生、同事进行了长达20多年的潜心研究,做了68万人口的大样本流行病学调查,在大量动物实验和临床实践的基础上,对该病的病因、发病机理、分型、诊治建立了系统的理论体系,创立了多种手术方式,在全国乃至世界上得到推广。1988年,应匈牙利卫生部副部长Szepes的邀请,我为只有两岁的布加综合征患儿成功地实行了根治手术,之后多次应邀到国外作手术,在此基础上,与国际友人一起,创立了国际布加综合征学会,任首任主席。美国霍普金斯医学院是世界最为著名的医学院,1987年我首次应邀作专题报告,外科主任Cameron教授在听完报告后,专门送我了一个该校对最突出专家的最珍贵的礼物——一条“星期三领带”,后聘我为客座教授。牛津大学医学教科书专门引用了我的研究成果。美国脉管学教科书邀请我写下了一章“布加综合征”。还获得了1996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布加综合征的深入研究与实践,使病人死亡率从90%降到了5%以下,为人类征服这一疑难病做出了一个科学工作者应有的贡献。
发生在主动脉上的急性撕裂称为主动脉夹层或夹层动脉瘤,发病后病人常来不及到达医院便已经死亡。1993年我开始探索经血管腔内进行微创治疗,1995年首先以此法成功地治疗了动静脉瘘病人,1999年初治愈了夹层动脉瘤病人,并在世界上首先成功地治疗了全主动脉夹层和由减速伤引起的主动脉撕裂,现此术已在全国得到了普及。
此外,我和我的同事、学生一起,还率先开展了大动脉炎脑缺血的多种架桥手术、在国内首先开展颈动脉内膜切除术治疗颈动脉硬化性脑缺血、以血管重建术治疗糖尿病肢体缺血等一系列开创性手术治疗。自主进行了医疗器械的开发研究,先后成功申报了10项国家级专利。针对临床应用静脉型人工血管移植通畅率严重低下的问题,在80年代我开展了内皮细胞种植人工血管的研究,用静脉和大网膜内皮细胞以及骨髓细胞进行人工血管高密度种植,实现了人工血管腔面的快速内皮化,百日通畅率达到100%,应用临床后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并发展到干细胞种植治疗肢体缺血。
近年来,由于紧张的工作和无规律的生活,我饱受胃食道返流病的折磨,由此引发的哮喘样发作和严重的呼吸困难,使我夜不成寝,先后6次急症入院,但我始终没有倒下。在住院期间,病情稍有缓解,照样参加疑难病例讨论和手术,以及院外紧急会诊、抢救。在裘法祖院士、各级组织的关心帮助下,我已接受了手术治疗并痊愈,现在又可以坚持每天工作15-18小时,胜任数小时的各种疑难手术。
我和同事们的工作,受到国际学术界同行的广泛关注。多年来,我先后在哈佛、耶鲁、Johns Hopkins、Duke和Stanford等国外57所大学作了特邀报告,多次受邀到国外进行手术治疗和演示,多次发起或主持国际会议,先后获得了国际脉管学院、国际血管联盟、国际布-加综合征学会、亚洲血管学会和印度总统颁发的研究成就奖、功勋奖、终身成就奖等。但我觉得,这不是我个人的成就,是我国医学工作者团队的成就,是我国血管外科的成就,也是中国医学界的成就。我为我国血管外科的快速发展而自豪!
服务人民、奉献社会,是我国大力提倡和弘扬的精神。我选择了从医,也就意味着选择了奉献,选择了清苦。我从不后悔自己行医40余年的艰苦付出,从不遗憾当初选择了这个神圣的职业。每当我看到自己从死神手里抢回的生命回归社会,每当我看到患者康复后脸上浮起幸福和希望的笑容,每当我听到患者用朴实而真诚的话语表达他们的感激之情,我觉得这是人生最大的快乐,是患者对我最高的奖励!
我已快到古稀之年,但总是感觉离开校门不久、还没做什么工作,总觉得要做的事情尚无穷尽,仍在快马加鞭之中。
最后,我用裘法祖院士的格言与大家共勉:“做人要知足,做事要知不足,做学问要不知足”!
谢谢大家!
(汪忠镐)